鉴于南宋初年遍地乱兵，各路将领有军阀化的征兆，胡安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收拢帅臣和武将的权力，裁撤那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既然要收拢兵权，就暂时不能打仗，必须跟金国议和，因此胡安国跟秦桧在治国方针上达成一致。这是“大一统”。

但与此同时，胡安国又主张尊王攘夷，闹着要给君父复仇，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在两次关键时刻，他都积极支持主战派，想要以战促和并且不割地，而且试图让赵构收权之后，治国练兵再进行反攻。这是“大复仇”。

而且胡安国并非放嘴炮，他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其《时政论》二十一篇即强国发展计划。

见朱铭也听说过自己，胡安国非常兴奋，说道：“帝王之命在民心，人君者，其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而民为国本也。臣在治国安民一道上，窃与大元帅不谋而合。百姓安乐，则万民归心，必尊王攘夷一扫夷狄。然则，民为邦本，君亦为臣纲。只有君王正心守礼，臣子才不会乱心。禅让之礼，万万不可废！”

朱铭问道：“天命何在？”

胡安国说：“天命不可妄揣，只可感应之。天命转移，应在民心逆顺。得民心者，便得天命矣，正如经略与元帅这般。”

朱铭又问：“吾之天命，既从民心而来，为何要赵宋皇帝禅让？”

胡安国说：“顺理成章。如今民心已定，只缺禅让之礼，一旦禅让礼成，天命便告转移。”

“我不搞禅让，天命就不在了吗？民心就会思慕旧宋吗？”朱铭质问道。

“这……”

胡安国整理措辞道：“礼有本末。正身治人，礼之本也；威仪文辞，礼之末也。今经略已得礼之本，为何要弃礼之末？弃末固不伤本，而未尽其全功也。”

此言一出，群臣不禁点头，当世大儒说话果然有水平。

胡安国的意思是说，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既然已经有内涵了，为什么要舍弃表象？登基这种大事，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他支持搞禅让，并非什么舍本逐末，而是本末全都要！

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

胡安国继续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这是在引用《左传》，说礼（包括国家制度）是国家的主干，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正心诚意固然重要，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如果不守礼制，就缺一个做事标准，全国上下就要乱套。

朱铭猛地来一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这段话，我却更看重‘所损益’三个字。”

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礼的形式不断改变，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

朱铭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盯着“不变”，但他却关注于“改变”。

胡安国心中一惊，不只是他，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

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而是在发表宣言：老子要改规矩了！

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

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

孔子的“所损益”三个字，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

精神内涵不可变，是礼之本、礼之常。

繁文缛节可以变，是礼之末、礼之变。

这符合儒家经义。

朱铭说道：“天命，是我父子匡乱世、济百姓，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与那赵宋何干？让赵桓禅位，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也不能说乞讨，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如果要敬天告民，登极大典就足够了，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

朱铭盯着胡安国说：“你且说说三代以下，哪个皇帝禅让是自愿的？强逼旧君禅让，还三请三辞，这有半点敬的意思吗？非但不敬，还欺天愚民！你自认为知晓礼之本末，实则在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