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米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隔离机制，源于大萧条后一九三零年代出台的一部，对米国银行系统进行改革的法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目的自然是控制无节制的投机。

这套机制落实到具体内容，非常复杂，而且从推出，到现在的大约六十年时间里，经过各方势力的不断博弈，还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就更复杂得一言难尽了，尽量直白地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树立起了一道隔离墙。

稍微展示一下这里面的复杂性，比如，商业银行还是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把经营触角伸入到股票买卖的领域，那就是，设立信托部门，以信托的名义，代客户买卖股票。

其实，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就有势力开始操作，想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了，结果没成功。

在高弦、格林斯潘这样的明眼人看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应该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无非就差一个更恰当的时机、更强大的推力而已。

至于现在，高弦没必要出风头地去向此类游戏规则叫板，也轮不到他。甚至从更开阔的视角去审视，这个预期即将结束的阶段，未尝不是一个宝贵的发展缓冲，理应好好使用。

这些年在米国资本市场，高弦侧重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也有一些布局，像在米国运通的公司正治斗争里，被米国运通首席执行官詹姆士·罗宾森三世耍得团团转，最后无奈出来另起炉灶的桑福德·威尔，便被高弦看中并下注。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布局要不成效有限，要不属于平等合作，倒是被收拾得应该服服帖帖了的惠丰银行，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和实际控制。

有必要指出一点，惠丰银行在米国市场拓展业务的历史，可不是仅仅从收购米国海洋密兰银行，才开始计算的十多年，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收购米国海洋密兰银行属于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