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写作的习惯，我更发奋笔耕，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我并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报，只想以此广结善缘。后来，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前来学习佛法。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在买卖之间，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后来，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于此，更印证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维与佛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发挥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所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元钱。人皆怪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的出租车经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双倍的车资给司机，希望能改变风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率先购物，俨然一副采购团团长的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质量的改良创新。钱，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书，点点滴滴地累积下来，教室就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占据了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惟囿于经济困难，无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如今，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