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三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四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五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六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七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八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九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九个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这件事，贵报十几年来还向我发起过好几拨规模不小的进攻，我都未回一语。今天还想请社长顺便查一查，这些进攻中，有哪几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查出来了，哪怕一句两句，都请告诉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现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参加‘***’所组织的写作组，是‘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曾经发表过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笔杆子整人、杀人。”

这几句密集而可笑的谎言，已经撞击到四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且按下不表。先说香港《苹果日报》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失去理智，又给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细看文章，原来，他们针对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发表的一段话。我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有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人道主义的心理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在大爱和至善的集体爆发力上，却未必比得上中国人。我到过世界上好几个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对比。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两位美国朋友访问我。他们问：“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内地来的骗子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连你们，也鹦哥学舌地说什么“石一歌”！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

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