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相关善后工作，当晚我们直接被拉到了州警察医院里进行了一系列身体检查，结果是非常健康，略微休息就可以出院了。

这事传到上面的耳朵里，领导要求杨指挥第二天到省厅述职，我瞧他兴致不高，忧心忡忡，就稍微打听了一下。这一问才知道，昨天下午杨指挥和我的祖父在领导面前叙述行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本来他们公安系统的领导已经敲定了这个事，突然有个什么专家推门而入，敦促公安部门立即放弃行动，否则会惹出大祸，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人貌似十分权威，地位极高，领导被迫下达了撤退命令。这事本来应该就这么算了，但我祖父认为他不是系统内的人，此事由他去办。杨指挥不肯，直接违抗了上头的命令，擅自行动，此番是先暂后奏了。

我竖起大拇指，说您是真汉子，真性情。

他说，做事之前一腔热血，没那么多考虑，现在这种结果，估计升官无望，说不定要提前退休了。

他虽然这么说，但我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对这些功名利禄根本不在乎，否则也不会五十多岁了还在一线奔波。

我说，咱后面进去这波不是一个都没少吗？人民群众会感谢你的！他叹气，说还死了十六个呢。

第二天，杨指挥去了省会，医院里来了不少各个系统、部门的人，挨个向我们询问行动的情况，我祖父认为，真实情况有杨指挥向高级领导汇报就好，我们则统一口径，隐去了可能造成麻烦的事实，从简作答。

下午，王老二的老婆来到医院，据说他看到王老二成了植物人，并未流露出多深的痛苦，也没有太惊讶自家老头怎么住在犯人病房，我们也没有将具体情况告知，我不信他这当老婆的不知道这些事，也许钱到手了，一切也就理所当然了吧。

晚上医院下班的时候，祖父找了间空屋子，作法给那小孩子还了魂，男孩醒了便哭个不停，找自己的妈妈，在场十几个大老爷们好说歹说才编着谎话把他哄好。小孩子嘛，性子变得快，哭完就睡，没几分钟又醒了，哭着说他饿，李队长连忙跑出去给买了肯德基儿童套餐，又买了好几包零食，酸奶牛奶，堆得地上满满当当。

不一会又把我祖父请出去单独谈话，我见他对这男孩十分上心，深感奇怪，也凑了过去。他也不避讳我，问我祖父，那孩子有没有啥问题，会不会有后遗症啥的？

祖父说，不会，这孩子健康的很，懂事且聪明。

李队长露出兴奋的表情，说他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也没个一儿半女，他已经和老婆商量过了，想领养这个孩子。

这倒是天大的好事了，李队长心地善良，地位又高，这小孩跟着他们算是享福了。但是这孩子已经记事，在心理上要多下点功夫，但既然已经决定走出最难的一步，其他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杨指挥被从一线调离，到省厅主管后勤工作，算是平调。不过他抱怨说这是惩罚他，觉得他不中用了，我们劝她，说这份工作清闲，是领导对你的体恤，是嘉奖。

以上都是些令人欣慰的消息，至于案件上的处理就显得很苍白无力。

两案合办，由于王老二成了植物人，多隆承担了一切罪责，包括煽动犯罪、寻衅滋事、谋杀等罪名，公开庭审那天，我才知道多隆在社会上的名字叫朴智星，是个很有民族特色的名字，也很好听。

由于主犯在警方的抓捕行动中畏罪自杀，所以对她的审判就是走个过场，这导致民间对这件事的议论持续了很久。

政府、公安系统和社会保障部门为在行动中牺牲的十六名军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十六名牺牲人员全部被追授烈士，我、祖父、张全、李队长还有幸存的孙立军也都到场参加追悼仪式。

原本应该庆幸活下来的我们，在会上竟生出一种错觉：幸存下来是一种罪过，全军覆没才是唯一解脱。

会后，我们几个早早溜出来，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终于消失。杨指挥请客，我们十个难兄难弟、难祖难孙，还有那小男孩一起去大饭店吃了散伙饭，席间欢声笑语、吹牛侃山、淌眼抹泪自然少不了。

饭后，大家各奔东西，约定有缘再见，我们四人加上李队长收养的男孩一起，驱车离开美丽的长白山脚，返回久违的枫叶之乡。

就这样，为期六天的旅程告一段落了，但对于我来说，新的征程才刚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