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三十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

探索的方式是：遗址考察、全球比照、典籍研究、跨国演讲。

探索的课题主要分四个方面——

空间意义上的中国；

时间意义上的中国；

人格意义上的中国；

审美意义上的中国。

围绕着这四方面的内容，我从已经出版的二十余卷《秋雨合集》中选出七本，作为《中华读本》，供广大读者参考。

为了不使体量太大，我犹豫再三，删去了一些本来也可以收入的著作。例如，在国外的古文化遗址对中华文化进行比照的考察记录，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专项学术研究。留下来的，就是一部比较纯粹又比较好读的中华文化简明读本了。

这部读本的主要部分，我在国内外很多机构和大学都演讲过。在国外演讲，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原定的题目是“中华文化”，而听众的问题大多属于政治范畴，而我，则竭力把它们纳入文化。文化是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决定着很多复杂问题的最终选择，而且，从文化来谈，也符合我的身份。

二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

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的问题。

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九十六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

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先在香港凤凰卫视开了一个《秋雨时分》的专栏，围绕着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的问题，讲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整理成文字。

现在，要出版《中华读本》了，显然不能把这个重大问题遗漏。抽不出时间整理完整的文稿，那就提纲挈领地罗列几点，作为整套读本的引论吧。

好，那就让我们郑重地面对这个题目。

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长寿更重要的是，与人类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

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人也无法否认的奇迹。

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韧劲。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时间锻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

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种体量庞大的覆盖。覆盖到大江南北、九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议的时间，构成一种举世无双的宏伟。

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个精彩不绝的盛典。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时间拖延。在这个盛典中，挨个儿矗立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个儿矗立着一排排先哲、诗人、明君、贤臣、良将、神医、巧匠，挨个儿矗立着浩如烟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艺术……形成了至高等级的文明长廊。

唯一的长寿者——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绝望者突然在心底重新点燃火苗，下决心更好地活下去。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事实更能隐隐地增添一份对生命的自我确认。

不错，中华文化也有很多弱点、盲点、污点，其中有一些还会让同胞痛心、国人愤恨，使他们一次次垂泪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断然割舍，彻底背叛。即便在最混乱的年代，汉奸，仍然为全民所不齿。这种现象，在其他文明中很难找到。

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叛、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时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晰，不容飘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迹历史。原因是，它的生命基座非常稳固。我在《文化之痛》一书中，就写到了中华文化在灾难中的坚贞守护。

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由于看不懂、赶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过很多失败和羞辱。我们的前辈在一次次愤恨之后也曾从外人的鄙视和嘲笑中吸取过很多有益的教训。但是，如果从更悠远、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那些人鄙视和嘲笑全人类唯一长寿的古文化，至少是轻薄的。

只要稍稍记起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那些轻薄者也许会闭目自问，自己的鄙视和嘲笑所依凭的标准，起于何时，行于何时？而那时，中华文化已经承受过多少世代的磨炼，投入过多少血火深思？

三

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看到不少学者也做过这件事，可惜他们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只是在说中华文明的优点，而不是在说长寿。而且，他们所说的那些优点，如果从古文翻译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异，只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为此，我要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以下仅仅选了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明，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所有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华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领地都标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领地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领地，在生态类别上都比较单调。

让人兴奋的是，中华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很有感觉，颇为重视。虽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每一个个体还不可能抵达很多地方，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而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华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因此这种空间幅度也就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于是，一种根本上的强大形成了。

我把《山河之书》列于《中华读本》之首，就是要表明中华文化由空间幅度转化成心理幅度的过程。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体量由边界来定。中华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翻腾、流转、冲撞、互融。这边有了灾荒，那边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众群体中。即便在《诗经》中，也已经可以从字句间感受到浓郁而丰沛的“人气”。在这个巨大群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劳、积极谋生、长年不停。加在一起，集体能量无与伦比。

现代的研究条件，使我们已经有可能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了。

就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被称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