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这位可怜皇帝的这段唱词是很著名的：

汉元帝……休休，少不的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陡恁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这对白食俸禄、无能无德的一大批昏官萎将作了有力的批判，既是指遥远的汉代，更是指败亡不久的宋代。

为了严厉批斥在民族斗争中的变节者，马致远对于有关的传说、史料中的毛延寿形象作了重大改动。首先，毛延寿的身分由画工改成为中大夫，成了左右朝廷命运的重臣之一；其次，毛延寿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索贿者，而是成了一个为私利不惜变节，周旋于两个民族之间妄图得逞的政治阴谋家。这样，马致远就对汉朝耻辱的造成原因的追索，由外部转入内部，由偶然转入必然。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元代知识分子对于宋朝灭亡原因的深入思考成果。马致远故意把匈奴的单于写成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把悲剧的承受者和悲剧的制造者作了同向归并，使悲剧的因果处于相交相融的复杂状态，从而把悲剧本身引向深刻。如果仅仅单方面地写单于的强大和凶悍，这场民族斗争就会被表现得简单化、浮面化。马致远的悲愤，显然在于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毁损。如若仅仅是因为遭遇强敌而致毁损，那就只能产生怜惜、哀悼，而不会引发出如此沉郁的悲愤之情。一出戏，既然包容了一个败亡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愤和思索，那么，不管它的外层故事如何柔婉轻倩，其内在格调也会是豪壮、深沉、开阔的。

以上缕析的种种思想因素，要获得艺术体现就得溶解

在一种情感形态

中。这种情感形态可概括为：悲怆的失落感

。各种思想因素，也以此为归结。《汉宫秋》如此，前面多次提到过的《梧桐雨》也大致如此。《汉宫秋》一剧的全名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杂剧》，《梧桐雨》一剧的全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无论是“幽梦孤雁”还是“秋夜梧桐”，都是在失去心爱的妃子之后的苦苦思念场面。两剧的文章，都是着重做在失落之后

，以怀旧、追悔、悲愤为归结。这种以艺术方式表达出来的浓重的失落感，集中体现了元代汉族人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马致远和白仁甫又掺入了自己的失意情绪，使之更加强烈。

不管在剧本中包含着多少亢奋的因素，以失落感为归结，毕竟比较消极。幸好，《汉宫秋》和《梧桐雨》不是元代历史剧的全部。在元代历史剧的整体系统中，它们成功地起到了渲染背景的作用。其他剧作家可以以马、白描绘的内容为背景，展现出自己的人物、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格调。虽然它们本身都是完整的戏，但在元代历史剧这个整体舞台上，它们被天然地分配到的职能是铺排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气氛。元代其他历史剧所支撑着的历史支点，可以在它们所传达的环境和气氛中寻找。

更强悍的精神，可以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萌动起来。

失落感只是对这种环境和气氛的直捷和简单的情感反应。就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绝不会把自己的生命耗损在孤灯幽梦之中。

于是，戏剧家们开始呼吁复仇。

二、《赵氏孤儿》

这是一出怵目惊心的历史大悲剧。它把浓稠的鲜血、强悍的生命，铁石般的意志，烈火般的复仇精神呈示在舞台上，使历代观众为之深深震动，连域外异邦也受到感染。

它以一种强烈的审美形式，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专制主义的抗争精神。

只要一提到《赵氏孤儿》，无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会浮现出一组可歌可泣的形象：他们心存正义，头顶阴霾，面黑体瘦，衣带飘飘，踏着刀丛剑树，向着死亡挺进。或许，法国艺术家罗丹所雕塑的《加莱义民》的群象，与之相近似吧？

《赵氏孤儿》的剧情如下：

春秋时代，晋国曾有武将屠岸贾和文臣赵盾二人。屠岸贾狡作忌妒，在晋灵公面前诬陷忠良的赵盾，结果，虽然赵盾是晋灵公的亲家，一家三百口还是被诛杀了。连赵盾那个已经做了晋灵公驸马的儿子，也被逼自杀。

只剩下一个婴儿没有找到。然而，这是一个多么使屠岸贾担心的婴儿啊：他不仅是赵盾的孙子，而且也是晋灵公的外孙，不斩草除根，将来会给屠岸贾带来多大的威胁！

于是，屠岸贾派将军韩厥守住驸马府的大门，并发布号令，谁人盗出赵氏孤儿，便处斩九族。

但是，血的汪洋，毕竟没有浇灭善的火苗，毕竟没有吞没天地间的一脉同情之心。茫茫人海间，毕竟还有一批舍身取义的人。先是赵氏孤儿的妈妈（也就是晋灵公的女儿）把孩子托咐给一位经常出入驸马府的民间医生程婴，为了消除程婴对于泄密的担忧，自己立即自缢身死；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企图带出门外，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没有料到韩厥也深通理义，放走了程婴和孤儿，自己拔剑自刎；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出，竟下令杀光晋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违抗者杀全家，诛九族，程婴为了拯救晋国的婴儿，决定献出自己的婴儿来替代赵氏孤儿，并由自己承担“窝藏”的罪名，一起赴死；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深深地赞成和感佩程婴，但又觉得程婴还太年轻，立即赴死显然太早，于是硬要以自己苍老的身体来代替程婴，并要程婴去揭露自己，结果公孙杵臼在招认了隐藏赵氏孤儿的罪名后撞阶而死，而被屠岸贾拔剑砍死的婴儿正是程婴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真正的赵氏孤儿的安全。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他这一切，他就把复仇的烈火喷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

《赵氏孤儿》的作者是大都人纪君祥。他的情况，我们很不清楚，但从这个剧本看，他至少是一个敢作敢为、勇于裁断的艺术家。他对于历史剧的创作观念，较少拘谨，较多自由。他不是在以戏剧形式再现历史，而是凭借着历史材料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即便是不太细心的读者也不难指出。《赵氏孤儿》所表现的那一个历史事件，与《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纪君祥是不是凭借着另一种史料呢？不是。他凭借着元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和社会精神需求，凭借着自己的创作个性，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取舍和改造。结果，在他笔下出现的，虽然还是春秋故事，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元代的《赵氏孤儿》，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象一切成功的历史剧一样，《赵氏孤儿》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处所倒是它突破史料的地方。从善的一方面论，如程婴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替上，并亲眼看到屠岸贾把他剁为三段的情节，在戏里至关重要，然而是虚构的；连屠岸贾亲自派出的守将都归向于善，不惜杀身成仁的情节，对于表现善的力度和广度自然也是精彩的，然而这也只是作者的一种设计。就恶的方面论，屠岸贾故意构陷贤良的赵盾，为搜孤不惜杀尽全国婴儿等令人发指的内容，同样是艺术创造的产物。采取这些措施，艺术效果是明显的，至少使得这出戏强烈而集中，产生一种极其浓郁的悲壮感。但是，这种艺术效果又是通向什么社会心理效果的呢？纪君祥写出这么一出引泪、烫手的剧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就象马致远把一个“汉”字写在《汉宫秋》剧名的首位一样，纪君祥把一个“赵”字写在《赵氏孤儿》的首位，也是别有深意的。

赵，乃是刚刚灭亡了的宋代皇家宗室的姓氏！

剧中公孙杵臼唱道：“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勇，扶立晋室山河百二雄”。这里当然有着不是少数人才能听出的弦外之音。反元复宋，把大宋的余泽长期保存，百死不辞地争取和等待复仇的那一天，这在《赵氏孤儿》中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意蕴。

在黑暗的年代，历史剧采用这样的借喻和影射，并不奇怪。事情的难点只在于，一要使这种急迫的现实需求具备充分的历史依据，即象剧中设计的这样的事件，在春秋时代完全有可能发生，剧中所流溢出来的壮烈情怀，在春秋时代确实存在；二要使这种以历史面貌出现的故事，在现实的观众群中立即能点起理解的烈火，而不应让作者的真实意向被历史的衣履包裹得过紧过密，以至使台下的广大观众无法轻捷地领悟。《赵氏孤儿》在这两方面都是出色的，乍一看它完全是在叙说春秋旧事，追寻祖先雄魂，但是当它一旦出现在元代的艺术舞台和生活舞台上，当“赵家枝叶”、“赵家山河”之类的词语不断从演员口中吐出，当众多的角色为了在血腥气中保存赵氏根苗而前仆后继的情节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难设想，那些由赵宋王朝生活过来的观众会是如何地热血沸腾。这当然不仅仅是词语上的联想，而是戏剧和观众在现实感受上的逼近以至融合，其实，在赵宋王朝尚未最后灭亡的时候，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已经在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强烈感应。例如文天祥就在诗中写道：“夜读程婴存赵

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程婴存赵

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使北》），从这样的诗句看，不必讳言，在宋元之交，赵氏孤儿的故事已成了一种全社会心照不宣的共同政治隐语，而文天祥本人最后的凛然壮举，显然也受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受了程婴形象的默默滋养。

既然文天祥以“程婴存赵”为榜样而未能延续赵宋王朝的命运，那么，曾几何时，纪君祥在元代戏剧舞台上重现“程婴存赵”的故事，不正是对文天祥的一种继承么？“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剧的奥秘，就在于留取历史上的丹心，照亮并鼓舞现实生活中的抗争。一个“赵”字，抑或一个“汉”字，只是一种外在的点拨，一种过渡的扶杖，它们的职能，在于引导着人们去领受内在的、贯通古今的历史精神。

历史剧在以一种内在精神贯通古今的时候，究竟是重古还是重今呢？一般说，在外在形貌上重古，在内在精神上重今。质言之，《赵氏孤儿》与其说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不如说更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当然，这是一种曲折的反映，一种以戏剧家强烈的主观情绪为中介的反映。为什么《赵氏孤儿》要让志士仁人们流那么多的鲜血，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完全是因为，纪君祥所目睹的元代社会现实太黑暗了，他心中积郁的忿恨太深重了，他知道要与如此黑暗的世道较量，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可怕了。这样，他就从审美形式的强烈程度，折射出了他所立足的这个时代。在元代本身，在纪君祥周围，未必有象《赵氏孤儿》中描写的那样惨烈的战斗，甚至当时还可能只是呈现出一派沉默，平庸的景象，但是，艺术的崇高职能，并不只是反映拥塞于身边的事实，而在于对身边的现实作出理想化的反响。这种以审美方式作出的反响，也是一种反映；这种以义无反顾的决绝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意念，也是对产生这种意念的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对历史精神的缅怀和呼唤，也是对需要这种历史精神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从题材古远的《赵氏孤儿》，我们首先看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激愤情怀，然后看到了元代社会的精神需求，最后，我们也曲折地看到了元代社会的黑暗面貌、阴冷现实。就在这种幽深而蕴藉的审美过程中，《赵氏孤儿》发挥出了它特殊而又巨大的艺术魅力。许多优秀的历史剧，与之相类。

《赵氏孤儿》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元代的精神需求，而且还以整个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代表出现在国际文化界。《赵氏孤儿》早在十八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曾引起了欧洲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关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大文豪歌德甚至还受它的启发，写过在情节上故意与它近似、在旨趣上又有民族性差别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稍加对照，可以有助于理解《赵氏孤儿》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伏尔泰

在一七五五年写了一出题为《中国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