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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德经》成书甚晚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由梁任公提出，经过多数学者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但成书的年代约略在战国中叶是为多数的人所一致看的。本来这个问题在汉朝初叶便是有的，并非首发于梁任公；我们试把《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拿来研究，便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古远的历史。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

这儿所节录的一些文字，关于老子的乡里和姓字是经过后人所改窜的，已经有人论定，在这儿不必多生枝节。在这儿所成为问题的，便是老子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年代。关于老子的存在，司马迁竟提出了三种解说来，一个是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太史儋。而关于老子的年代，则前两说以为是和孔子同时，后一说直在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看他引了好几个“或曰”，便可以知道这些问题在汉时是怎样的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司马迁很想把三种主张都调和起来，故尔加上了一句“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的盖然的推测，又谓“或言二百余岁”，可见在司马迁之外还有主张调和说的人。在三种异说之外更加上这种调和说，关于老子的存在和年代可算有四五种异说。然而调和说也并不曾把问题解决，看司马迁在自己的推测上加上一个“盖”字便够明白了。但是问题还要进一境，汉初距春秋、战国时并不甚远，何以关于老子这个人竟生出了这样多的疑问？这岂不是在汉时的学者看见《老子》书中所用的笔调以及所含的内容的确是满呈着战国时代的风味，故才生出怀疑而提出新的解说的吗？

细考老子即是老聃，略先于孔子，曾经教导过孔子，在秦、汉以前的人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是绝好的证据。

《庄子·天下篇》里说：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已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生），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这儿所引的老聃的话，“知其雄，守其雌”云云，在今存《老子》第二十八章，其他所撮述的大意也散见于《老子》书中，这儿表明着老聃便是老子。而老子和孔子有过师徒的关系，则散见于《德充符》、《天道》、《天运》诸篇。除掉《德充符》之外虽然不尽是庄子的手笔，但都是秦、汉以前人的。

《吕氏春秋》一书言老聃者凡五见：

一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贵公》）

二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当染》）

三老聃则得之矣，若植木而立。（《去尤》）

四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二》）

五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即老聃）是也。（《重言》）

由后三则看来，所说的“若植木而立”，“贵柔”，“听于无声，视于无形”，都是《道德经》中所表现的老子，而由前二则看来，则老子分明与孔子同时，且曾为孔子之师。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诸篇，所解所喻均和今本《老子》无甚出入。而《六反篇》里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见今本《老子》第四十四章。《内储说下·六微》里说：“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下面的说明引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俱见今本《老子》第三十六章。《喻老篇》里也有一条同解这一章的文字。可见在韩非子眼中老聃和老子并不是两人。

由上三种秦、汉以前的典籍，可知老子即是老聃，曾为孔子之师，在秦、汉以前人并不曾发生过问题。然而一落到汉人手里便生出了问题来。我们须得考察这所以发生了问题的原故。答案在这儿是很明显的，便是《老子》一书，其文笔和内容——如并言“仁义”，如言“万乘之主”等——的确不是春秋末年人所能有，因知其书必系晚出。汉人盖早见及此，故或则疑老子非老聃，而以老莱子或太史儋为解，或则言老子长寿，至战国中叶犹存，这便结果成为了司马迁的那篇支离灭裂的列传。司马迁那篇文章仅仅提出了一些对于问题的答案，而没有提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后来的人便一直迷糊了下去，直到梁任公又才把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故我说问题不是由梁任公所首发的。

埋没了二千年的问题又重见了日光之后，经大家讨究的结果，《老子》成书甚晚的这个事实大抵是为一般人所认定了。但由这个事实所派演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汉初的问题之重演，便是老子这个人的存在和其年代。

有人说老子即是太史儋，如此则成书之年代与《史记》言老子后人的一节均相合无间。主张这一说的可以罗根泽为代表。

有人说老子固是老聃，但老聃年代当在杨朱、宋钘之后，经其学徒们的宣传使之成为孔子师，而《老子》之成书或尚在秦、汉间。主张这一说的可以顾颉刚为代表。

又有人说老子即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是老聃的语录，其成书年代当与《墨子》同时。至于老子后裔的一段插话是汉人假造的家谱。主张这一说的可以唐兰为代表。

在这儿我不妨先说出我自己所得到的结论。我的见解是以唐说为近是。老子确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也确是老聃的语录，就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墨翟的语录一样。特集成《老子》这部语录的是楚人环渊。环渊集成这部语录时，没有孔门弟子那样质实，他用自己的文笔来润色了先师的遗说，故尔饱和着他自己的时代色彩。这种态度在墨家弟子中也未能免。真正的墨翟遗说只有今存《墨子》中分成了上中下三篇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那些篇，那是墨家三派所分别著诸竹帛的。但我们请把那上中下各篇来比较一下，便可以知道那详略是怎样的不同。《论语》虽然不是孔子的手笔，《墨子》虽然不是墨翟的手笔，但其中的主要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孔子和墨子的东西。同这一样，《老子》虽然不是老聃的手笔，但其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聃的创见，秦、汉以前的人都是我们的证人，汉人所提出来的老莱子和太史儋实在是不能冒牌的。

二

孔子曾以老子为师，除上述《庄子》及《吕氏春秋》之外，在儒家典籍中已是自行承认的。《礼记》的《曾子问》里面有四处引到老聃的话，都是孔子自己说，“吾闻诸老聃。”《论语》的《述而篇》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当是老子与彭祖，而马叙伦更以为一人，谓即老聃。足见孔子及其弟子们并不以孔子师事老聃为耻辱，我们用不着采取后儒的狭隘的门户之见，要把老子的存在来抹杀。其实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无愧色的，而老子有过孔子那样的一个弟子在秦、汉以前也并不见得是怎样的光荣，道家一派用不着冒充，儒家一派也用不着隐讳。韩愈《原道》上所说的“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这样无征而必的翻案文字，真可以说是绝顶的偏见。

老子的时代本来还没有著书的风气的，就是他的后辈孔子、墨子所有的书，也不是他们自己所作。但是老子是有弟子的人，孔子正是他的不甚得意的弟子之一。老子既有弟子，其弟子之杰出者如杨朱，在战国初年与儒墨之徒曾三分天下。谁能断定他没有象孔、墨那样的微言大义流传？他的微言大义不能象《论语》和《墨子》一样，由他的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笔录传世？《老子》书是老子的语录这种说法实在是尽情尽理的。但我要更进一步说《老子》是作成于环渊，也正有我的根据。

《史记》的《孟荀列传》上说：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这里把关于环渊的话摘录出来，便是：

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

这所著的“《上下篇》”不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吗？太史公所录的这些史事应当是有蓝本的，蓝本应当是齐国的史乘。太史公把它照录了，在他自己显然不曾明白这“《上下篇》”就是“《道德经》”，故尔他在《老子传》里又另外写出了一笔关于“《上下篇》”的传说。不嫌重复，再把那一段话摘录在下面：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段文字不用说完全是后起的传说，而这传说之起且当在汉初。这儿所说的“关令尹”就是《庄子·天下篇》和《吕氏·不二》的关尹。关尹即是环渊，关环尹渊均一声之转。《天下篇》中与关尹并列的是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不二篇》中与关尹并列的是老聃、孔子、墨翟、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兒良，都是直称人的姓名，或存其姓，而加以尊称，断不至于对关尹独称其官职。只因环渊或写为关尹，汉人望文生训说为“关令尹”。又因“《上下篇》”本为环渊即关尹所著录，故又诡造出老子过关为关令尹著书的传说。造这传说的人大约是主张太史儋一说的人，因为太史儋由周入秦路必经关，故混淆史实与误解与推测而成此莫须有的一场公案。到了《汉书·艺文志》更说出了关尹名喜的话来，那又是误解了《史记》的“关令尹喜曰”一句话弄出来的玄虚。其实《史记》的“喜”字是动词，是说“关令尹”欢喜，并非关令尹名喜也。故环渊著“《上下篇》”是史实，而老子为关尹著“《上下篇》”之说是讹传，但讹传亦多少有其根据，所根据者即是环渊著“《上下篇》”的这个史实。现存老子《道德经》是环渊所著录，由史实与讹传两方都算得到了它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