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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韩非子》的第一篇《初见秦》，在《战国策·秦策》里面是收为张仪见秦惠文王时的说辞，足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汉时已经就有两种说法。

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也。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之间，乃有举韩之论。《通鉴》谓非欲覆宗国，则非也。”举韩之论见《初见秦》，程氏认为范雎书，虽然所引列的根据并不怎么坚实，但总不失为一种新说。

从前的人读书大抵是笃信古书的，凡是黑字印在白纸上的东西似乎都可信，而且要愈古的也就愈见可信。准此，《初见秦篇》的作者在以前的看法大抵是分为两派，不是认为韩非所作，便是认为张仪所作，沙随程氏说是不大为人所注意的。

“五四”以来，读书的方法更加科学化了，对于一种书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们晓得用种种方法去考察，在书外求证，在书内求证，总要把它弄得一个水落石出。有时考证所得的结果确是很精确的，读书的方法确是比前人进步了。

关于《初见秦》作者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比较有贡献的是容肇祖先生。他有一篇《韩非的著作考》（初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认为《初见秦》是“纵横或游说家言混入于《韩非子》书中者”。在这时他是倾向于张仪说的，以为“劝秦灭六国，当是张仪之言”，他也引到沙随程氏说而表示怀疑：“以张仪说为范雎书，不知何据？”但他是坚决地反对韩非说的。

其后容氏又写了一篇《“韩非子初见秦篇”考》（初载同上《周刊》五集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后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对于这问题，作了更深一层的研讨。他详细地考察了“文章的内容”，约略把这文的时代考出了。因为文中多载秦昭王时事，足以证明绝对不是张仪所作。又据引文中下列一段史实而加以推论，也推翻了韩非作的说法。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国策》作“诈”）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筦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国策》作“三”）十六县，上党七十（《国策》作“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

这毫无疑问是指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四十八年昭王听范雎之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时候的事，故尔容氏说：

从上引的《初见秦篇》一段看，明是秦昭王时事。中间屡称大王，所谓“大王以诏（‘诈’）破之”，“大王垂拱以须之”，可证确为秦昭王时人所说的。……称秦昭王作大王的，就是与昭王同时的人，断不会为始皇十三年入秦的韩非所说。

这样又把韩非说从根本推翻了，确实是很犀利的一个揭发，比较起一向的人所说的韩非忠于韩，不应人秦即劝其“举韩”，或与《存韩篇》相矛盾的那样心理上的证据，自然是更加可靠的了。

《初见秦》的时代既已约略考定，其中的话“确为秦昭王时人所说的”，那么是不是就如沙随程氏所说便是“范雎书”呢？沙随程氏提出了范雎来作为本篇的作者，他的根据为王应麟所引列的，可惜过于简略，但我相信，他大约也是见到了上引长平之役的一段，知道了是昭王范雎时事，故尔他才推定为范雎的吧。不然他这样的结论是无法得出的。但可惜程氏的注意还欠周密，他已经触到了时代的边缘，而对于作者却是规定错了。容氏说：“《初见秦篇》所谓‘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为和，是谋臣之拙也’的话，都是暗指范雎的，不应是范雎书”，这真真是一语破的，“沙随程氏的话”也的确是“不攻自破”了。

作者既非范雎，但总得与范雎约略同时，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可以断定为谁的呢？容氏关于这一层是很谨慎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