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推行的第五轮新政是全方面的，包括了经济、教育、军事、科技、文化、建设、交通等等多方面各个领域。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政府加大公共开支来拉动经济，也就是他的大基建方案。

这个方案在后世有一个学名，叫做凯恩斯主义。

跟这套主义类似的有罗斯福新政，还有后世大毛通过政府加大军工开支拉动经济。

大毛的军工岗位就增加了52万个。

许多劳动力都被军工业抢走，而为了防止劳动力被抢走，大毛国内的其它行业又不得不增加薪酬以留住更多的人。

所以只要政府加大公共建设，扩大基础投资，对于国内的经济拉动是显著的。

这一点包括后世我国也是如此。

但这里有個前提条件，那就是国库财政必须有钱。

罗斯福是通过财政赤字加上剥削犹太富人加大量发行国债加打击垄断巨头回笼资金，最终达成了他的目的。

大毛则是坐拥丰富的石油加天然气资源，欧美不买有的是人买，不愁手里硬通货卖不出去。

我国则是改开以后，经济腾飞，商品卖到全世界，收获了大量的美元外汇。

那么大宋有那么多钱完成赵骏的计划吗？

答案是有，但不多。

目前财政去掉开支，每年只够完成一定指标。

比如建设钢铁厂、水泥厂、建学校。

至于造火车、火车站、轮船和船厂，那就别想了。

而且钢铁厂和水泥厂还得配备配套的交通设施，各种建设循序渐进，估计得二三十年后才有效果。

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完成呢？

因为一次性完成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需要的不是几千万贯，而是几十亿贯。

以如今的财政状况，每年只能投资两三千万贯就是极限。

并且这还有可能随着物价波动出现问题。

景祐年间，大宋的财政收入维持在八千万贯左右。

如景祐元年有七千八百多万贯，庆历八年更是达到了一亿贯。

如今庆历新政几轮下来，财政收入依旧维持在八九千万贯，没什么变化，甚至在刚刚改革初期，收入还大幅度减少。

减少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自然是取消了大量苛捐杂税，少了很多收入。

其次是粮价下跌，导致物价贬值。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物价贬值那不是好事吗？

收入提高了，物价低了，百姓的生活岂不是就更好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也不一样。

至少对于大宋朝廷来说，物价疯狂贬值必然是个噩耗。

理由很简单。

北宋时期财政动则几千万贯乃至上亿贯，并不是单纯指有那么多钱，而是通过收上来的粮食进行折算过的。

比如说你今年农业税收了三千多万贯上来，实际上这并不是钱，而是相当于今年粮食平均价格达到了三千多万贯的粮食。

并且不止是粮食，还有布匹、金银、香料、木材、铜铁等等，都算是税收的一部分。

如现在广州就允许百姓缴纳一定的棉花作为赋税。

所以北宋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实际的铜钱，而是等价物品。在军费开支上，这些等价物品也算是冗军的一部分。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粮价飞涨，那么这价值三千多万贯的粮食甚至可能会变成六千万贯的价值，计算到朝廷的财政总收入里，瞬间就能突破一亿多贯。

可粮价如果暴跌，那么收上来的这价值三千多万贯粮食，就会贬值成两千来万贯。那朝廷的财政总收入也会应声下跌，收入暴减。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宋这些年来一直想办法提高粮食价格，不允许粮价一路下跌到几十文钱一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际的现金数量就比较有限，每年收上来的现金也就三千万贯左右。

包括给官员、士兵发工资，往往都是要靠铜钱、米、绢帛一起发放，譬如现在的俸禄往往都是米和绢帛，绩效才是铜钱，以此激励官员干事的积极性。

如果刨除掉给士兵、官员以及其它政府开支，那么林林总总能够用于建设的资金，自然就只剩下那么两千万贯。

能干点啥呢？

只能做点有限的工业建设。

而赵祯、吕夷简他们是希望段时间内看见成果。

他们想明年就看到火车和火车站。

明年就看到蒸汽轮船。

明年就让大宋的钢铁厂、纺织厂、学校遍地。

这其实也不是不能办到。

因为如今炼钢和蒸汽机技术已经达标，原材料也在来的路上。

虽然橡胶可能要过几年才能长大。

可船队完全可以在南美收割大批橡胶带回来，制作个几百上千个蒸汽机没什么问题。

而大宋的人力资源是目前整个世界最丰富的，有一亿的人口。

在技术、原材料、人口达标的情况下，他们想要看到这一切，并不难实现。

唯一的问题，就是钱。

这就跟游戏一个道理，游戏做出来了，你人物帐号建好了，剩下的就只有两种变强的方式。

一种是慢慢肝，一种是氪金。

因此为了加快进度，赵骏也是时候开始拿地主富户开刀。

新政实施下去之后，朝廷多次派出巡查御史，联合地方御史以及皇城司，督促地方官府迅速完成摊丁入亩的指标任务。

一时间大宋各地贫民百姓欢欣鼓舞。

而地主富户则是怨声载道，以至于不少人打算出售田土，降低成本。

正常情况下，产量越大，成本就会摊的越薄。

但这是指工业产品。

非工业化的传统农业成本摆在那里。

别看朝廷这次只提高了一倍税收，让税率达到20%，再加上售出的商税，基本就在20%到25%之间浮动。

然而剩下的75%-80%并不意味着就是纯利润，还有地租、运输、用人等等成本。

另外粮价持续下跌，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害。

光一个地租就可能要去30%到50%，再加上收获的粮食你还得拿去卖，雇佣长工短工搬运，到了最后别说赚钱，不赔钱都算不错的了。

所以那些收佃户较低地租的良心地主首先就受不了，只能售卖土地。

官府就趁机收购，把它们变成官田。

而那些地租收得比较高的黑心地主也许还能扛一扛，可佃户们很快就不干了。

因为官府收了官田之后，就再次降低了地租，比如把地租降低到三至四成，比地主那边收的五到七成低了不少。

并且官府还会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农具等等，吸引大量的青壮劳动力为官府做事。

地方官府又会按照朝廷的指令，雇佣这些青壮劳动力在农忙的时候耕地，农闲的时候去修缮水利工程，开垦河渠、修建池塘、大坝、水库之类的水资源调节设施。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等到十月份的时候，新政出台了仅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有大量的地主佃户离开，投入到官府的怀抱。

要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门阀世家当道的年代，这些佃户就是门阀世家的奴隶，根本跑不掉。

然而大宋严厉打击奴隶制度，不允许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都不允许提“奴”这个字，导致如果有佃户想要离开，地主不仅无法阻拦，甚至不敢阻拦。

因为以前的官府是站在地主那一边，佃户想逃走官府会派人去捉，而且地主手底下也有狗腿子，对佃户进行人身伤害以及圈禁乃至摧残。

但到了宋朝，经历了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四代废除努力制度，别说你对佃户进行殴打，就算是圈禁，也会被官府判刑。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赵骏更加强调人身自由的权力，严格督促地方官府严查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

一旦知情不报，帮地主富户隐瞒，或者辖区发生比较严重的事故，丢官帽子都算是轻的。

这就导致地方官吏不敢在这件事上马虎，不再维护地主富户的利益，而是转而开始维护佃户们的利益。

若是有佃户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只需要报官，那地主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坐牢流放，这一笔笔都能算是官员的政绩。

所以在新政下，面对佃户的大规模流失，很多地主都亏空严重。

要么把名下的土地转移给子孙，以此减少摊丁入亩的税务缴纳。要么被迫卖地，以至于田产日益减少。

十月上旬，苏州吴县木渎镇，镇西北姑苏山遥望，镇西南围绕着太湖东畔，良田千里，晚稻收割之时，金黄的麦穗在秋风中轻轻摇曳。

镇北有一座巨大的庄园，乃是吴县一大家族龚氏大地主龚旭宅邸。

吴县龚氏乃是当地望族，北宋年近出过七个进士，南宋时期也有不少官员子孙，如祖父移居苏州昆山的南宋官员龚明之祖上就是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