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也没几个，她只能做了舞女，在歌厅迪厅出卖自己的人生。独自在外时，她总看见窗户上闪着白影，梦见小小的棺材装着7岁的儿子，但栖身之处不好找，“哪怕是糟老头，也要和他睡，为了一张床”。

罗琦也有过好运气，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兴冲冲地带回娘家，但大哥摔了碗，咒骂她，被甩了就不要再回来！”

在她的家乡，人生的体制远比想象的顽固和保守，在大哥眼里，如果不领了结婚的红本本，她带回去的就只是嫖客。

伤心绝望的人，有时会将自己像颗石子似的扔出去，好碰碰运气。罗琦离开家乡打工，磕磕绊绊，终于落到这臭气熏天、墙角发霉的绝望村里，在狭小的房间头挨头、脚挨脚住着十几个男女。

但大伙儿你说我笑，路上遇见了，还会慢悠悠地问一句，阿琦去哪里？罗琦觉得安心，她甚至认了几个好姐妹，临别时抱头痛哭，约好常联系，只是后来没了踪影。

虽然绝望村混乱而凶险，但罗琦不仅不害怕，“还把这里当做家”，她声称在绝望村找到了归属，“找到了活着的证据”。

同样重要的理由还有，工厂里男工多，她觉得有盼头。

然而，孤身一人、没有同乡照应，工厂对她并不友好，“主管的嘴巴跟孙悟空似的，得人眼泪下来”，罗琦受够了气，冲着他大喊，“你这王八蛋，我不怕你！”

后来换的工作多了，她疑心这根本就是一种管理风格，专找老的丑的手慢的，杀鸡儆猴给其他工人看，而她总是不幸中招。罗琦不敢再进厂，一手创立了绝望村打零工的模式，最多时两个月竟赚了三千。

“感觉好刺激、好舒服。”她手舞足蹈地说，就像流浪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大衣、突然当上了主席。

有时日结也懒得干，一群人进厂“干跳楼”，关铡刀、拔电线，讨要精神损失费，罗琦也跟着闹，她想一想，“以后还是个穷人，又不可能让我做一辈子，今天我也可以叉叉腰，也能出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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