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前明之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动乱了，几乎没什么安全问题，所以海防松弛。

于是和珅一面派人了解消息，一边派人把这个情况送给弘历知道，打算狠狠的参奏刘峨一把。

刘峨在政治上与和珅挺不对付，仗着本身资历深厚，不把和珅当回事，不与和珅友善，和珅对他很不满意，这一次正好抓住机会给他一撸到底！

让你嚣张！

之后，这个消息送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让正在避暑的弘历知道了。

弘历果然大怒，一面恼怒京畿重地居然有人敢于闹事，一边恼怒于刘峨这个老臣居然敢欺上瞒下，那么大的事情居然敢摁住不说，擅自做主。

弘历一生气，就下了旨意，把这个事情交给和珅主持，把刘峨下狱论罪，着重论处，另外任命福长安暂时署理直隶总督的职位，负责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和珅为他筹备后勤。

因为乾隆年间各地闹叛乱其实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动不动某地就有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人数往往也不多，数百人千余人，往往地方驻军靠着各自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能解决掉。

所以和珅打一开始并没有重视这个情况。

尽管对方在天津，和珅也不认为解决不了，他认为主要责任在刘峨，在他的乱指挥，把兵力一点一点送到天津去，没有集中兵力，以至于战败。

至于天津“贼兵”的数量，和珅得到的消息不统一，有说两千余人的，也有说三千余人的，还有说一千余人的，所以和珅折了个中，给弘历的奏折写的就是【乱贼两千余人】。

这一点点小毛贼，那弘历当然也就没有太过于重视。

他正在主持木兰秋围的事情，忙着笼络蒙古王公的心，不想太过于分心，乱贼两千余人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交给和珅与福长安处理就可以。

随后，领下命令的福长安带人去了保定府，把犯有【欺君之罪】的刘峨逮捕归案，押送京师，自己接过了直隶总督的职位，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平定叛乱”。

无奈的刘峨仰天长叹，感慨着自己的命运多舛。

这个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二年的八月初一了。

没过几天，八月初三，和珅终于接到了书麟送往京师的奏折，得知了南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李闯都已经打下天津大半个月了，刘峨都落马了，福长安正在准备收复天津，一切仿佛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结果这个消息的出现打破了京师的宁静。

要说也是有趣，本来要是一切顺利，最晚七月中下旬，京师也能得到大运河被截断的消息，可情况偏偏就不是如此。

自打六月二十五日兰芳海军攻占镇江府切断大运河航线之后，江北方面最快反应过来的扬州府知府并没有打算立刻就把大运河被堵塞的消息告诉朝廷。

他觉得这是一伙胆大包天的贼人，自然会由两江总督解决掉他们，解决之后再上报，就算是立功了，可以讨赏。

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扬州府的事情。

那么大的事情，扬州府兜不住，这应该是两江总督和漕运总督的事情，扬州府率先上报算什么？越俎代庖？

那事情解决之后两江总督和漕运总督会怎么看待扬州府？

犯不着得罪这两尊大神。

于是在这个渠道尚且畅通的时候，扬州府什么也没做。

等之后情况恶化，清军屡次惨败，那些“贼人”横行江面的时候，扬州知府才意识到有点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书麟那边的具体消息。

要说书麟也是倒霉。

六月二十六日，他就已经派人北上报信了，结果第一批次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船，无法渡江，于是书麟赶着让人造船，再派人去。

第二批次倒是有船了，但是船渡江渡到一半被正好路过的兰芳六级舰一炮干沉了，船上五个人全淹死了。

第三批次他们学乖了，趁着夜色悄悄渡河，终于成功了，几次折腾下来浪费五六天的时间，几公里的路途消耗了十几个人，七月二日，才成功渡江。

送信人员抵达扬州府之后向扬州知府请求帮助，要把消息告知朝廷以求援，需要他们用运河渠道给予帮助，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直达京师。

扬州知府当场就脑瓜子嗡嗡的。

本以为书麟可以派遣军队轻松解决掉这股胆大包天的贼人，结果没想到书麟居然说自己屡战屡败，连镇江府都丢了，江宁府还危在旦夕。

扬州知府怕了。

本来他立刻安排人给送信使者顺着大运河往北送，事情也就了了，扬州府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问题在于，扬州知府现在还真的办不到这个事情。

官府判断出了什么事情需要准确的情报，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搜寻证据，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得出结论。

可民间不需要。

民间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很有抽象派的风格。

民间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很有意思的，五个人互相传播消息，从第一个人传到第五个人的时候，消息已经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大运河被封锁，南北漕运断绝，第一时间感觉到不对劲的除了扬州官府，还有大运河的漕兵、漕工、船工们，包括商人们。

大运河作为一条联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承载的是给生产力不足的北方输血的重大使命。

自元代以后，大运河的战略意义就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级，且不说京师需要大运河提供粮秣、税收，整个大运河沿线的所有地区基本上都要靠着大运河吃一口饭。

清政府的官方机构在大运河有很多官员、数万漕兵，这些人都是靠着大运河吃公家饭的，除此之外，民间也有很多人靠着大运河吃饭。

帮助朝廷运粮，帮助朝廷运送税收，运送各种行人旅客或者办理要务的人前往北方，再从北方把人带回南方，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那么多人南南北北的来往，沿途可能停靠游玩吃饭消费，这就给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

很多没有土地的人就靠着大运河吃口力气饭、运气饭，日子紧巴巴的倒也能过下去。

明代中期以后，包括整个清代，其实都有很多官员提出大运河运行成本太高，修缮难度太大，对于大运河的现状十分不满。

就拿漕粮来说，运河不少河段水浅，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养着数万的民夫漕工拉纤，人力漕船行船缓慢，江南漕米运到京师，发霉变质者比比皆是。

很多官员提出应该效仿元代采用海运策略来节省成本，可始终无法成功。

究其缘由，也很简单。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运河对他们来说既是升官的政绩，又是从中贪污腐败捞银子的机会，停止漕运，只会让他们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肯定不答应。

至于靠着运河吃饭的那么多人，一旦没了运河的生计，也不知道要多出多少没饭吃的流民，这些流民又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变成乱民，发起暴乱。

朝廷为此顾虑重重，始终无法解决运河问题。

而放到眼下，运河从江南段被兰芳截断，漕运船只南北断航，靠着运河吃饭的普通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寒风凛冽。

再有人带回了不明船只截断运河的消息之后，大量流言开始传播，扬州府人心惶惶，人心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