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这就像一张松散的罗网，突然紧密起来，直接围向商贾人群。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商业的扼杀，这是一种规范，使其良性发展，只是在很多执行的官吏而言，这就是一场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杀猪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