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有一片处置周到、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之罢官免职，乃至下狱问罪。

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破坏力强大，每决口，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官方统计，自大汉开国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大小水灾，就达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

对于黄河水患，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进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负责水务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朴、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近几年，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四处巡视水文，筹谋治理方案。然而，总是治标不治本。

为水患问题，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并发明诏集思广益，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

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堵不如疏，当效仿大禹治水，开挖沟渠，变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

毕竟，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觉得构思不错，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却也不盲目。

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黄河改道，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轻易不可为。并且，这种事情，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周密的准备，论证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对黄河的治理，还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树木。然而，南道河床过高，堤岸也越筑高，几乎已是地上河，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看图划线，瞎改乱改......

不过，有一点，是开宝年来，朝廷在推动的，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京杭运河”开凿出来的想法。

黄河的治理，非一时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见，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还有得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