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集中处刑的做法，在大汉并不是第一次，比如当年的滑州桉与扬州桉，并且，规模是越来越大。

不过，有所区别的是，滑州桉，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勋贵，而不论扬州桉以及此次的卢桉，都是针对已经在政治上崛起的官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刘皇帝对开国元从、功臣勋贵厚待的同时，都是采取一种隐约的限制态度。不论是历次处置的勋贵，还是标志性的滑州桉，以及后续由赵普牵头出台的一些限制政策，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展开的。

不限制不行，历来开国王朝，都免不了骄兵悍将之祸，战乱之时是功臣，和平时期控制不好就成了祸害。

赵匡胤通过赎买政策，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这个矛盾，但同样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骄兵悍将是解决了，但国家与百姓的负担重了。

刘皇帝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哪怕不像赵匡胤做得那么“极致”，但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后续的限制政令，也是调整的一种举措。这毫无疑问，是在勋贵阶层中引发了诸多不满，若不是过去的积极扩张，以及商业、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勋贵们从中获利，缓解了一些矛盾，大汉内部的问题恐怕要更加深重。

同时，为了平衡勋贵阶层，对庶族官僚的扶持，则是刘皇帝大力推动的。而事实证明，这个阶层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随着赵普为首的一批大臣，陆续得到重要，占据朝廷要职，掌握大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对勋贵的压制。赵普能为相那么多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