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不得不尽力，还有监督，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到后面，除了重要城邑周边，其余广地区，其改化革新、移风易俗，基本就处于放任状态。

至于建立学校，教习党项儿童汉字汉话，也只是在城镇以内，像遣专人到党项人聚居点教学，同样也只有零星几个点，装装样子，应付检查罢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观原因是地方官僚们执行迟误推诿，客观原因，则是地方上缺少读书人，即便有，没有人愿意到党项聚落中去燃烧自己，贡献学问。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到开宝二十一年，朝廷过去制定的多项民族同化政策，在执行不到十年之后，就基本宣布失败了，尤其在榆林地区，更是流于形式，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比如已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驯化很顺利，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区，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决策层有责任，执行层也要背大锅，当然，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

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实则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这些内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羁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