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