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便是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军阀当道的历史背景，虽然在老皇帝在统一的过程中进行了梳理重塑，但从结果来看，也仅仅是拨乱反正，而非矫枉过正，武夫思想的“遗毒”至今也难说清除干净了。

再加上大汉在过去几十年的不断扩张，也从事实上助涨着军队的威势，巩固着武人的地位。文武兼重、文武制衡是朝廷的驭用之道，但事实上，如无上层权贵的帮助玩笔杆子的想要压过动刀子的，当真是不容易的。

其二则是贵族阶级、贵族官僚集团的复苏，这是老皇帝亲自鼓捣甚至纵放出来的，如今已然做到，在大汉的中上层起着关键作用，与朝廷统治的勾连尤深，到了老皇帝都难彻底压制的情况。权贵的占据着大量且主要资源，留给士林的就更少了。

第三则是由老皇帝发起的科举、教育制度改革了，这对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冲击是巨大的，如不求变，仅奉圣人之言，未必没有前途，但前途必然有限，实务虽只二字，但在思想、制度的领域所造成影响力却是无限的。

就拿湖南道来说，读书人的地位很高，还诞生了湘学体系以及湘士党团，但这仍旧只是一种地方性情况，属于地方政策保驾护航下出现的状态。湖南道的形势放到全国，不说独此一帜，总归是少见的。

所谓湘学、湘士，根子在湖南道，最实际的影响力实则也局限在道了，出了荆湖南道，买账的人并不多。

如廖明永这样的大学问家，对“湘学”的发展有巨大功劳，扛着“湘学”的旗帜大步向前，突破湖南道地方的限制，可谓其必生追求。

然而，何其难也！比起中原、河北，比起关西、川蜀，比起湖北、江南，在文化上湖南的底蕴实在是太薄弱了，甚至于没有多少传统可言，想要向外扩张输出学识理念，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人所鄙都是常态。

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在传统性上的缺乏，使得湘人在治学上更加灵活，更容易接受新鲜理念，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湘学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所谓湘学，并不是抛弃传统、标新立异，相反，对于忠恕、仁孝、友爱这些大道依旧坚持，奉为圭臬，只不过在此基础上，长沙的一些治学大家尝试着结合当前的政治格局与朝廷的用人偏好，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也在几十年的发展、碰撞、糅合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学办法，一种新思想。其核心就在于当年老皇帝提出的四个字：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