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在政事堂待太久，此番驾临，本就是兴之所来，抚慰宰臣，表达一番皇帝对卿臣的关怀。至于政事堂宰臣们这段时间商讨的那些事情，刘旸心中多少是有数的。

即便不提存在多少刘旸用顺了手的心腹僚臣，就是终日在政事堂间议事论道的公卿宰臣们，中枢诸部司长官，以及稍微有些资历的贵族们，又何尝不是殷勤地往垂拱殿跑，积极地与新皇沟通汇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帝国即将迎来一场大变动，甚至是一场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变局。过去的二三十年，别看世祖皇帝以各式各样名义，对内掀起了数次清洗式的政治运动，不管杀了多少人，引发过多少变乱，大汉帝国的朝廷格局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由世祖皇帝决定的，大汉的体制、国情以及所有的发展变化，在宏观上都是围绕着世祖皇帝个人意志而展开的。

而原本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随着新皇的登基，也终将开始动摇，既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也实在因为，老皇帝过去搞的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符合众心人情。

并且，如欲变，那首先变的便是职务，虽从表面开始，但这也是最简单、最基础也最让人习惯、为人接受的变动。

对于大臣们来说，人事变动牵扯出权力划分，带来利益变动，谁也不想在这场三十年难得的大变中落后于人，即便不能更进一步，也该保住现有的利益，虽然这根本不可能。

而作为皇帝的刘旸，同样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臣僚们争权夺利他可以稳坐钓鱼台，居中观察，调和仲裁，但其中的分寸把握，却也需要他仔细思量。

回垂拱殿的路上，刘旸则满脑子都是政事堂如今的人事情况、权力格局。可以说，在赵普辞世后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政事堂一直处于一种分散平衡的状态，毕竟再没一个能如赵普那般压服群臣的人，从君到臣子也不允许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便是赵普有那等权威也是时运使然，天子肯放权。

因此，在赵普之后，世祖皇帝驾崩以前，作为大汉帝国最高权力中心的政事堂，实则上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衡之中。

吕端递进，凭借职权、资历成为众臣第一人，但他根本无法服众，小事马虎糊涂都快成为其人设了；至于辛仲甫，更一度被看作赵普的马前卒；

似韩徽，资望也不足以弹压众臣，“橐相”更是被一些人在私下里取笑；杨业为将帅尚可，做宰相，当官僚，还有得磨练；枢密院、兵部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其结构定位、运行机制都突出一个制衡.

这样的平衡，对于帝王而言，当然是有利的，也是刘旸想要维持下去的，然而，一成不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如何提现雍熙时代的新气象。

而随着赵匡义、李昉的归来，政事堂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二位从各方面都是要压其他宰臣一头的，若是再把刘旸打算启用的张齐贤算上，人数便往十人去了，显得臃肿了。

即便是十择七，那排除哪三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斟酌。

首先上刘暧，作为宗室代表，必有其一；枢密院、兵部，几十年来固定有两张席位，关乎到勋贵及军队的利益，也没法动；李昉与赵匡义，一个是帝师，一个是皇亲，赵匡义虽然在刘旸这里打了个问号，但将之摒弃在外，又总觉有些不合适；

韩徽掌管财政司多年，精明强干，若罢其相位，也觉可惜；杨业既上功臣勋贵，又是朝廷监察系统的负责人，在这方面，刘旸甚至还想加强其权威，也不能动，刘旸一直以来都认为，在帝国的监察方面，还得回归正统、大义，不能过度依靠特务政治；

至于张齐贤，那是经过刘旸多年观政观人之后，选取的用来改革匡正开宝积弊的先锋；比较下来，竟然是吕端、辛仲甫这两个中枢资排名靠前的宰臣看起来更适合刷下去.

政事堂的人事安排，数来数去就那么一些人，但对刘旸来说，却是一个极其头疼问题，关乎到帝国上层权力划分，以及朝廷运转。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落实的问题，距离来年正旦越来越近了，时间不等人。

而对刘旸来说，处理之所以困难，顾虑纠结，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不具备他爹那种压制一切的权势与威望，他也没法做到动辄斥人、贬人甚至杀人，那也不符合他的做人风格与为政理念。

因此，要尽可能平稳地实现朝局的调整，考虑周全，减小冲突，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甚至于，往这方面想得深了，刘旸都觉自己的考虑可笑，有种延续世祖之风的冲动，那样多简单粗暴！

然而，也仅仅是想想，以刘旸多年秉政积累的见识来看，世祖皇帝那一套也只有世祖皇帝能做，不是那个人，强行为之，最后很可能闹出个笑话，闹个一地鸡毛的结果。

同时，经过对过去半年时事发展变化的仔细体会、总结，刘旸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大汉公卿大臣们对他这个太子，大多表现得恭敬、尊重，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本身表现出的宽容、沉稳、随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上头有世祖皇帝看着。

在老头子镇压天下的前提下，谁有胆子去“欺负”太子，蔑视皇权，取死吗？如今，那顶遮风挡雨的大伞不在了，还想让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贵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哪儿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