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勋贵、官僚的心弦。

受审者身份特殊，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司马朱廷和，主簿张常建，同时，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

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燕王、宗正卿刘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韩徽。

徐王刘承赟，在雍熙三年腊月，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皇帝刘旸下诏，废朝五日，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

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刘旸总归不会苛待，一切依礼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

而空出来的宗正卿，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

关于接任人选，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因为论资历、论辈分，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然而，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刘旸也排除掉了，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

于是，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不管过程如何，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正是燕王刘昭。

此时，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又是吴国公旁听，又是燕王陪审，场面搞得如此严肃，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还是“税改”的问题。随着朝廷加强吏治，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纠治，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不说一扫而空，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此前乱象大幅减少。

在一种磕磕碰碰、反反复复的状态下，这几年下来，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从权贵到地主，行事都收敛了不少。毕竟，天子虽然慎刑少杀，但酷爱流刑，一流还往往数千里，甚至远渡重洋，这如何让人受得了。

这些年，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但是，这终究只是少数人，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

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真正有实力、有意愿尝试海贸，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

而大部分大汉士民，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生长的粮食作物，这种看得着、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

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海物”，沾一沾洋气，甚至偶尔也会憧憬、幻想那种暴富，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还是过于艰难，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

而如今，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就要罚没大量钱财，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举家外迁封国，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严刑酷法”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进入蛰伏期。

因此，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确权、土地买卖、土地等级、税务规定、税务收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

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国上计之中，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当然，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

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决定性的成果，从此以后，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

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治安上的混乱，经济、民生上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步消散，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大汉以“统归地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

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不堕先帝之志，延续开宝盛世。似乎，从雍熙四年开始，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

只不过，在这些赞誉背后，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

至少，大汉的税制改革，当真成功了吗？这一点，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

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至少形式上，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再上缴。只不过，比起“量入为出”的两税法，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土地，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

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