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传闻一般，上海的商业市场很是火热，各类货物出货量很大，购买者更多。来自北边的，南边的，上游的，海外的，形形色色，各行各业，只要具备流通价值商品，在这里都能采买到。

而棉布的行情，则更为火爆，秋冬之交也正式大宗商品交易频繁的季节，棉布也是市面上最主流的商品，几乎占到3-4成，沿松江两岸走数里地，满耳都是棉布交易的声音，满目都是棉制商品装卸的场面。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曹永自然产生了一种大干一场的冲动，然而进货的过程却并不顺利，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个是上海这边的货花样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秀州的，苏州的，江浙其他地区的，就连广南东道的布在一船一船地往上海运。花样之外，还要面临新旧、用料、做工等选择问题，便是同为秀州货，不同工场、使用不同纺织机做出的布，区别都很大

在上海市面上奔走了半个多月，曹永方才初窥个中门道，曾经在京畿牙行，在各大行市奔走数年的经验自信，在上海这边被击破了。在他看来，这上海市场有些怪，突出得怪，但怪在什么地方，却又说不出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氛围浓重”就能解释的了。

当然，在火爆的市场氛围下，曹永顾忌的那些细节，根本算不得什么，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货主们只需多点耐心，就不怕卖不出去。

因此，比起纠结于棉货本身的细节，第二个问题，才是曹永最为难的，他发现，南下前在京城倾家荡产加借贷准备的80贯钱，有些少了，投在上海市场，连朵水花都溅不起来。

在洛阳，质地上乘的棉布，价格普遍在270-300文一匹，便是次一些的，也很难跌破250文。曹永不知到在河南、河北产地是什么价，但在上海这边的布，尤其是苏、秀二州产的布，价格可实在太具诱惑力了。

有太多优质棉布，竟然只需要130-150文一匹，即便是大行商在经营，价格也太低廉了。而在经过一番谨慎的挣扎与犹豫后，曹永终于下手了。

选定目标后，曹永直接拿出藏了一路的性命钱，他们算是幸运的，一直小心翼翼，低调行事，把自己伪装得很狼狈，吃住更是抠唆，突出一个艰苦创业，如此方没有被歹人盯上。

要知道，如今的大汉治安条件虽然良好，但这个良好基本只是针对城镇，在官府暴力权威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出了城镇，荒郊野外，那是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的。

因此，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敢于外出跑商的，都是狠人，没有人能仅靠运气发展壮大，那些功成名就的“义商”脚下，可能就是累累尸骨，手上也不知沾染了多少血。

车船店脚牙，曹永此前可是从事“牙”行买卖的，太清楚暗地里的危险了。乘船之时也是坐中原船帮体系下的船，正是看中他们在行当里威势与“信誉”。

但即便如此，有多少选择和曹永一样到上海来进货的商贾，在途中逢了意外，那是数也数不清的。出了意外，也一般只有一个下场，家破人亡，即便是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客商，丢钱、丢命也都是一种性质。

就在曹永于上海寻找货源时，就发生了一桩大案，一名来自湖北的香料商被抢了，不只三百多贯的货款没了，伙计还死了两人。上海差役、松江巡卒以及当地帮会集体出动，迅速找到了抢劫者，是一伙来自江北的悍匪，但是，最后追回的钱只剩下十几贯，还是被当地帮会充作“辛苦费”笑纳了，差役、水兵也因为破了一伙江洋大盗，得到嘉奖。

至于那名湖北客商，没多久就跳松江死了，然后一行五人来，只余两名伙计带着三具尸体返回

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还是较少的，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落在普通商民身上时，则是人生、事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朝廷对经商一步步放松的进程中，有太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充满铜臭味的商贾，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担忧人人从商，会影响社会生产，不利于社会治安云云。

但事实上，经商，尤其是在外跑行商的，面临的风险远超旁人想象，也实在不是普通平民能够做的。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牟取一些高额的利润，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否则，谁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从事这等行当。

曹永当初在京中时，还信誓旦旦，即便搏命，也要搏出一场富贵。然而，经过这一趟商旅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考虑，仍旧太简单了。

京畿里的波诡云谲，人心险恶，那里的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上海的江湖草莽，血腥厮杀，这里显然是另外一种规则，建埠以来三十多年，仍在飞速发展，一切都释放着一股草莽之气，所有人的人与事似乎都在野蛮生长

因此，还得再提一句，曹永一行，实在是幸运。

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然也有各种行会，棉行则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种。但是，组织可就要松散得多了，苏、秀二州的矛盾不解决，产业之争就不可能停止。

而在同产业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戗行的商业行为，打渔的去卖瓜果蔬菜，去跑运输，去拉客揽货，去卖丝绸布匹，似乎也就合理了。而因为戗行的事情，各大行会之间出现一些争斗、厮杀，同样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在这里，且不提戗行的情况，也不提那家渔货店从那儿搞来了棉布，但就曹永眼里，虽然都是旧布，但质地还不错，成色也保持不错，就是鱼腥味不免有些重，但也有办法解决，最关键的，是它便宜啊.

同时，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在周边散货，这对曹永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至于货的来源如何，曹永并不关心，或者说不敢关心，甚至他心里也清楚，接这批货，就是在犯险。

或许来路不正，但若是正价货又哪里轮得到他，他又哪儿来的资本ID。而若不犯险，想要暴利，怎么可能。

同时，货主“江湖气”十足，不只低价供货，还豪爽地帮忙介绍搬卸、船运，近五百匹布运回京畿，只收9贯钱，就冲这低廉的运费，都值得冒一次险。

若非资金不够，曹永甚至想再多进一些，虽然没到货仓去瞅瞅，但观那姓孙的供货商的表情，不到500匹布，只是小生意。但是没办法，剩下的钱，还得充作回去的路费、运费、打点，到了洛阳口岸还好缴税

曹永和他的账房合伙人仔细测算过，倘若一切顺利，把布拉回洛阳卖掉，哪怕只卖250文一匹，把包括本金、借贷、利息、税费以及所有零碎支出的成本都算上，也能赚大约24贯钱。

250文，也只是最保守的出货价，而在此基础上，每高一文，都是近半贯钱，纯利！

这样的预估，让包括曹永格外兴奋，这样的暴力，不比在京城当牙郎赚得多得多？得介绍多少生意，又得多大的生意，才能有这么高的佣金。

当然，之所以能测算出这么高的利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当然是往返的辛苦与风险，当然这是每一个行商都必需承担的；

二则是那115文的进价，低到让人感到梦幻；

三则是朝廷在棉布生意政策上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为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努力解决大汉百姓穿衣问题，在布匹交易，尤其是棉布交易上，在每个流通环节，只收取百分之五的税，比起其他商品，已经十分优惠了。

当然，在利润还未变现之前，兴奋是难以持久，尤其对曹永这种还算见过世面，也进一步窥探到商场上险恶一面的人来说，没落袋为安之前，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直到雍熙四年秋九月，当一艘名为“铁梨”的五百料货船，满载着香料以及曹永那480匹布，经松江口改道，西入长江，踏上前往洛阳旅途时，曹永方才稍稍松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