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吕端，这个从开宝年起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尚书令不过半月。

对于吕端这样的老臣，后事自然操办得风光，身后名也极尽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关心吕端留下的权力空白。

比当初在枢密使人选上的处置还要果决，刘旸直接任命了新尚书令：张齐贤。

至此，张齐贤这个当年于洛阳拦驾“画地献策”的寒门士子，得以将所有功臣勋贵挤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巅峰位置，也成全了与刘旸之间的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份成就来之不易，仅从时间上，就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同时，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业业、吃苦受罪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飞猛进”。

从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书右丞、财政使，最后登顶尚书令，这三级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这等际遇，实在难以复制。

旁人不提，就说吕端吧，他可是在中枢当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为首相。宰臣与首相之间，往往是同殿议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没有过于的悬殊，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候真就是一道天堑。

张齐贤任相，也必然牵扯到朝廷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尤其是财政使这个实权重职，毫无疑问乃是帝党，刘旸选择了李沆，以其抚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大汉上层遗忘的人，吕蒙正。当年“倒王风波”对他仕途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过，作为皇帝的刘旸没有忘记他，因此，他就还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龄，成为一道封疆，还是剑南道。

至此，曾经风华正茂的“三杰”，都成为了皓首苍髯的老臣，也成为大汉政坛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断变化的同时，河内公韩通、平原公孙立、真定侯曹彬、阳邑侯张永德、马邑侯党进、洪江侯秦再雄、高阳伯刘廷翰、东阳伯李重进等一系列世祖时代的功勋老臣、风云人物，陆续辞世。

伴随着这一干功臣老贵的故去，属于世祖皇帝的痕迹进一步淡化，曾经那个时代，也彻底远去，仅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留存于史官文人的笔锋之下。

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旧臣自居了，即便是杨业，平日里也只是在家中，自个儿默默追怀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