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旧制度的废除，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关体系下，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而是全面放开，向“专业化”发展，朝廷设立专司，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这样的变化，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商品的进出口，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而每一道转手，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对内外商人来讲，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

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在沿海地区，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自南至北，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东海关、渤海关，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从三品，海关下分设口岸，进行综合管理。海关直属于财政司，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治安、缉私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