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刘旸虽然没有亲临，但朝廷的特使，皇帝的密使，可一点没少来，包括让临淄王刘文济长驻江南，也是作此类考虑。此番南巡，一如当年巡幸西南，除了巡察东南政治、经济、民生状况之外，安政抚民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因此，即便对将江南道司搞出的迎驾声势心存异议，刘旸也没有发作，但仍旧对王玄真发出警告，江宁这边也就罢了，若是到了其他城市，再搞出数以十万计士民，几十里相迎的戏码，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刘旸的表现，或许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是最能的减轻扰民程度的办法，他相信有一部分士民是真心的欢迎他，但是，让百姓把欢迎与喜悦藏在心里，尽量不影响其日常生计，这才是爱民。

在开宝时代，在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小型的行宫别馆，但到了雍熙年，经过刘旸又一轮的裁撤，到如今，整个大汉，除两京之外，只剩下七座行宫了，北方是太原、长安、幽州，南方则为成都、江陵、番禺以及金陵，并且每座行宫的规模以及缮护人员、成本都进一步被压缩。

当然，还有一个泰康宫，只是这个开宝晚期耗费了巨大人物财力打造的皇家避暑胜地，自刘旸登基以来，就一次都没有去过。

金陵宫，时隔四十余年，刘旸再度驾临此地，这一次，他是作为主人踏足这座曾经被风花雪月填充的宫室，对于日渐迟暮的刘旸来说，这也是一种少有的新奇体验，平生出诸多唏嘘与感慨。

随行的后妃、宫人及禁卫陆续入驻，大臣们也在江南道的精心安排下，慢慢安顿下来，此番这么多随驾人员，显然是要在金陵宫多待上一阵子的。在刘旸的计划中，接下来对东南地区的巡视，就不需大摆仪仗了，金陵就是南巡的一个暂住基地。

中秋当天，金陵城市民让刘旸感受了一番南方节庆的魅力，普天同庆，君臣俱欢。刘旸于金陵宫中，举行了一场御宴，亲自宴请江南的勋臣、官吏、将领，以及从万千士民中选出来的饱学之士、道德长者、名流郡望、孝子贤孙、良民义商等等，并且发表了一番动情的讲话。

比起来过两次的世祖皇帝，雍熙皇帝在江南官僚士民眼中，可着实要亲切许多，表现得也更真诚。十几年皇帝生涯下来，刘旸早已积攒了足够的权势与威望，自朝廷而外，就没有不敬畏的。

平心而论，在大汉帝国这一整套运行体制中占据主要话语权、解释权的阶层眼中，雍熙皇帝除了在法治上有些苛刻与应用过猛之外，其道德、言行、思想都很符合他们对“圣明之君”的理解。

因此，刘旸在大汉帝国统治阶层中的名声是十分好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这也与刘旸在许多事情的分寸把握，谨慎妥协有关。

雍熙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更准确地讲应该叫“改良”时代，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改善”。老子定制，儿子改制，这就是对开宝到雍熙这个过程最简单的诠释。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刘旸有维护的部分，有妥协的部分，还有他自己坚持的一部分。而一个走“调和路线”的皇帝，是很难被统治剥削阶级所厌恶的，毕竟在底线之上，他是留有妥协余地与谈判空间的。而能把帝国成功带入到雍熙盛世，只是证明他这个皇帝的确具备不俗的治政才干与局势掌控能力。

五十六岁的雍熙皇帝，不只是大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天下子民的现世神，同时也是一名老者，比起曾经的世祖皇帝，要“慈眉善目”得多的老者。

当他亲密地饮宴交流，并亲切表示将所有人视作“自己人”时，江南道的这些阶级名流们，自是满腔感动，热泪盈眶的都有。

从场面效果来看，金陵宫内中秋夜宴这场政治秀，雍熙皇帝表演得还是很到位的。

在金陵待了七日之后，銮驾再度起行东巡，走陆路，随众直接下降到三千人。

作为江南道主官的王玄真自然也在伴驾之列，并且还得到“登銮驾”对话的机会，这对于一个特务出身始终贴着“鹰犬”标签的大臣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荣幸与恩遇。

銮驾顺着“江苏”直道一路东行，车内，刘旸靠在软枕上，注视着一副谨慎姿态的王玄真，咨之以江南道的人事问题：“你在江南道任上够久了，该动一动了，对于继任人选，你可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