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帝国的传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虑得更加周全，在驾崩前几乎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辅政大臣的安排。

张齐贤、慕容德丰、李沆、李继隆（高琼去世后接任枢密使）、向德明、寇准（安南封国后调任尚书右丞）、王玄真，再兼赵王刘昉、鲁王刘暧、燕王刘昭三宗王坐镇。这样一套辅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协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足以弹压朝廷上下、帝国内外。

也正因为一切都有太宗遗诏作为指导，在新皇登基前后，朝廷内部方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相对的平衡。而不是像刘旸继位时那般烂事一堆。

当年，毕竟情况特殊，世祖崩于外，又无遗诏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驾崩之于太宗驾崩，虽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带给人的震撼已经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经过太宗刘旸在制度上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匡正完善，大汉帝国的政治已然足够成熟稳定，趋于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太宗刘旸主导的雍熙时代，就是大汉帝国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刘旸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下，大汉帝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清平、繁荣与富强，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辅佐下，太宗皇帝亲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辉煌的历史画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