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谁的权势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而皇帝自身，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

主弱臣强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宫案”后，依旧持续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而“诸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

而要论权势，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从开宝时期起，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在《汉会典》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首相”一职的解释，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

因此，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比起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说让人意外的，还得是中书令、鲁王刘暧。

从世祖时期起，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才干、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即便是名声，也都不如刘晖、刘曙这样麻烦缠身、“烂事”一堆的皇子。

低调是其作风，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即便开宝末期晋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运”，吴公刘晖因“裁撤皇城司议”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退居不从，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权位与名望，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

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晋位中书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八皇子”，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只源于他的身份，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并且，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

从这个角度来讲，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愚鲁”与“平庸”就能解释的？

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让宗亲勋贵、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恰恰是“移宫案”后的秉政时期。

通过“移宫”行动，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未必牢固，也难谈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维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

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

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

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

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

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

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