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個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其母谢氏抚养艰难，差点改嫁。也是适逢太宗继位，刷新吏治，偶尔听闻，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清贫如厮，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动，责令苏州府出资，供养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谈不上富贵，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劳，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

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十八岁的时候，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三年学成，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数年寒窗苦读，博习经典要义，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后回吴县，顺利考取贡生资质，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终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为探花郎。同时，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进士一甲三名，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蔡齐时年28岁，晏殊25岁，范仲淹27岁，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暮气”。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陈尧佐那些人，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这届科举的结果，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攻击“专科取士”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能力”的。

有一个人的意见，比较让刘文济意外，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他说了一句怪话：天下精英，头甲三人，其二出于东南，北士无人耶？

蔡齐、晏殊、范仲淹三人，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也被没安排到三馆、翰林院去编书、写文章、磨砺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担任内阁伴读。

这样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