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