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人，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是受世祖皇帝钦封，多少生死危局，多少流血牺牲，朝廷若是罔顾这些，不加辨别、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条文来问他刘晔的罪，那么，莫说刘晔，整个康国，整个安西人心都会不服！

比起这些铁与血印记，尉迟珏的求告则显得更加无助与悲情了，康王当面，这年轻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就仿佛他才是犯错的那个人一般。

而在于阗故土的事情上，尉迟珏注定只有一个悲情的结果，且不提皇帝与大臣们是什么想法，康王刘晔都还有大招，他提出了一事，世祖在位时，曾与他言：于阗虽曰臣属，其心不纯，他日，你自取之

世祖皇帝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谁也不知道，都无法从起居注中去寻找，因为不是世祖所有话都有记录，但这样的话从刘晔口中传出来，却有其可行性，至少不能完全否决有其事。

当世祖皇帝这座巍巍大山被刘晔搬出来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广政殿的质询都成了笑话，先去证明其言是否真实吧。对这样的结果，即便涵养如皇帝刘文济，在离开之时，脸色都不禁有些难看。

康王刘晔，也再度让人感受到他这个人的“叛逆”，循规蹈矩不是他的风格，出其不意则往往把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而实事求是地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也很犯忌讳的。与世祖皇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在世的也有不少，若每个人都壮着胆子，高举“世祖口谕”来行事、谋利，那天下还不乱了，又置当今天子于何地？

因此，比起康国灭于阗之事本身，刘晔在广政殿上所奉“世祖遗命”，才是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此风，更不可涨！帝国中枢，君臣上下，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皇帝刘文济，对此格外敏感。

不过，就在刘文济为“世祖口谕”而愤怒难抑，绞尽脑汁考虑压制办法，以消除恶劣影响时，并没有太久，他就发现，他又白费了心机。

康王在回京过程中很高调，但在进京之后，却低调得不像他本人，这一点，主要从他回京后的交际往来体现。准确地讲，几乎没有什么交际，朝廷大臣，公卿权贵，皇室宗亲，除了四哥赵王刘昉之外，他是一个没见，更没有拜访联络，让其代为说项，以彻底达成吞并于阗的目的。

便是过去与康王一脉有所联系的人脉资源，刘晔也没有巩固的意思，别人主动找上门，同样婉拒。除广政殿接受质询之外，刘晔只主动去拜访过刘昉。

刘晔这辈子，大概除了世祖皇帝，就没有能折服他的人，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刘昉，他打心里，也未必有表现出来的服气。

只不过，如今年纪大了，青壮年时的盛气，总是被岁月时光消磨掉了大部分。再面对赵王四哥时，大概也是刘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同刘昉进行交谈，没有攀比较量，没有功利之心，只叙兄弟情谊、光辉往事。

在刘晔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刘昉还是有重大交集的，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时，那是刘晔初出茅庐，那时的刘昉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帝国亲王、宗室统帅了。兄弟二人交谈的，当然也离不开战场、军事与兵法，对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经历，是谈得最多的。

对刘晔来说，最值得高兴的，大概是第一次从四哥嘴中，听到盛赞他们在中亚地区开拓进取的成就与荣誉，包括对他个人的认可与赞赏。

不过谈及于阗之事时，刘昉并没有表态。等告别刘昉之时，刘晔显得有些怅惘，因为他发现，即便颐养天年了，这个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现出的风度与器量，也不是他能够比拟的。

对于骄傲如刘晔者，认识到不如人很困难，而承认不如人，哪怕再洒脱，对他的精神都是一种打击，这意味着放弃了内心那股名为“不甘”的坚持。

在拜访完赵王之后，刘晔在京中旧邸又闭足两日，然后备好祭品，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只不过，这一回没有去太庙，而是出城北去邙山，在山脚下大哭一场而归。

又两日，刘晔于洛阳康王府与世长辞

而康王之薨，也让皇帝刘文济坐蜡，让朝廷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万里迢迢把人召来，要兴师问罪，结果罪没问道，牵扯出一个“世祖口谕”，人还就在京中没了。

这事，只能说办得太疵了！到了这个地步，再去计较“于阗事件”什么的，也毫无意义了。虽然不是刘文济的做事风格，但此事终究还是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

康居吞并于阗之事，得到朝廷的金册授命，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但朝廷决定采取默认态度。至于于阗的流亡君臣，则在不久之后，便被理藩院派人，“护送”着前往安西去了。

安西国那边，在刘旻时期，便已经同意划出一块地盘，给于阗君臣栖身，让其复国。只不过，位置由安西那边决定。

安西方面还真就不小气，好地方，呼罗珊，从那里划出三城十镇的地盘。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隐藏着大量的msl，同时，还是直面伽色尼威胁的前沿地区。

在这里稍微扩展一下，尉迟珏到呼罗珊后，靠着此前的积累、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于阗国王”的号召力，在一干追随者辅助下，还是初步将国家给建立起来了，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虽然规模不大）以及行政机构（虽然只是草台班子）。

不过紧接着，苦日子就来了，刘旻之死不只对安西国震动剧烈，在ysl世界同样掀起了波澜，来自东方的征服者死了，可谓大快人心。

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在刘旻手上吃足了苦头的马哈茂德，在得知其死讯之后，迅速将目光从印度转移到北方，收复呼罗珊失地则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

于是，呼罗珊再度陷入厮杀与混乱，“于阗”这个小胳膊小腿的，在两大强国的厮斗之中，就像被殃及的池鱼，动乱不断，时刻面对伽色尼军的威胁以及msl教徒的袭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呼罗珊，尉迟珏过了足足三年的“艰难生活”，惨兮兮，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连王位也丢了，被掌握军权的王叔尉迟广林给篡了位。若非忠仆提前通知，怕是连命都丢了。

逃亡河中，求到安西王刘文泽，但彼时的刘文泽，才刚刚把几个挑战王权的兄弟给彻底打压下去，收权安内，紧跟着就要应对来自伽色尼的威胁，哪有心思顾及一个尉迟珏。

同时，尉迟广林也很有先见之明地遣使上告，表明追随河中王廷、抗击伽色尼的决心，并把嫡子送到河中为质。于是，尉迟珏请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图落了空，唯一庆幸的是，刘文泽还讲点体面，没有如尉迟广林所请那般，把尉迟珏送回“于阗”，而放他东去。

兜兜转转，最终，尉迟珏又回到了洛阳，最后还是靠着皇帝刘文济恤他可怜赏赐的俸禄，度过“寓公”余生，虽然平淡，但至少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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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建隆二年夏，几乎捏着鼻子处置了“于阗事件”，皇帝刘文济还得顾虑“杀叔”的恶名再度落到自己头上，即便做了预防处置，但还是出现了类似的流言，范围并不广，然人心之猜测总是很难阻止的。

平心而论，康王刘晔之死，倒也将“世祖口谕”对刘文济造成的影响给消除了不少，人一死，比任何补救的手段、措施都要有效。

只不过，刘文济的名声，就不要想着完美无瑕了.当然，这也是有为之君必然要经历的。

同时，“于阗事件”也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不只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在海内外封国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中枢与封国的离心趋势，明显加剧了。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刘文济想要实现的改革呢？只不过，他想要的，是离而不散，清楚来往，各自安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阳，刘文济又不得不再推后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