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过苏轼、黄庭坚属于佛教临济宗中的黄龙派。

实际上，在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到了后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强固。

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事实上，在史料中出现“儒教”、“道教”、“佛教”等说法也是公元五世纪（即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教”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宗教，含有微妙的不同。这个“教”，不是西方那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为个人安身立命祈祷的对象。相反，中国古代的这个“教”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有一种研究认为，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世间提供了文本“经”，因此，《道德经》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于处世术的书籍，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佛经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

在唐代，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以及政治理念都是以儒教位基础的，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

宋朝当初就以大唐帝国为模范的。对于“教”，当初也是一样的。最初的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皇帝，对三教都表示关心。当然对三教态度各有冷暖，太祖信仰佛教，真宗喜欢道教。到了仁宗时期，通过欧阳修的努力，使情况发生了改观。他特别尊敬韩愈，自认韩愈的继承人。

现代，我们提到儒教就会想到孔子和孟子，认为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这个说法其实是宋代才产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词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摄政、孔子多次梦见的周公旦。

用比较专业的说法来说，经学中的古文经学流派——与古文运动的“古文”意思不同——就特别宣扬周公的功绩。孔子则是学习周公，把周公的学说集大成而为经书的人。

汉代把易、书、诗、礼、春秋五种经书称作“五经”，定位当时太学的必修课程。孔子还有一部给弟子们讲述圣人们的政治要诀时使用的书籍——《孝经》。

圣人们把“孝”置于德目的中心来治国。孔子继承这种主张，并集大成而为儒教。

公元十一世纪（即宋朝）后期出现的宣扬孟子运动，表示儒教特性发生变化。北宋时期的新法党政权继承欧阳修的理念，最终把孟子从祀到孔庙里。王安石亲自指挥注释经书（新义），并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

同为欧阳修的继承人，与王安石、王雱父子为首的流派（所谓新学）持对抗关系的是苏轼、苏辙兄弟的流派（后世称作“蜀学”的）和程颢、程颐兄弟的流派（道学），他们及其追随者也著有很多经书注释。

从道学流派登场的，并且被认为是宋代思想文化史最高点的朱子学——朱熹，他彰显的就是孟子。这不仅是道学的特征，也是宋代新兴儒教全体的特征。

儒教本质上的要素之一是祭祀。儒教不仅作为一种儒家思想，而且能作为一种“教”成立。正是因为有一连串包括各种仪式和仪礼在内的祭祀活动。儒教祭祀分为：皇家祭祀、官方祭祀、私人祭祀。其格式按政治社会的秩序地位划分等级，才是儒教礼仪制度的重点。

有一个见于经书的词叫“淫祀”，有时也写作“淫祠”。前者用的祭祀的“祀”，所指的是仪礼本身，而后者是祠堂的“祠”，所指的是祭祀的设施，但是使用区分并不严格。这个词的历史相当悠久，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到了宋代，从神的性质到祭祀的仪礼详细记载这些民间信仰的史料比以前的朝代增加了。这个现象说明，记录者开始对这些民间信仰产生兴趣。但是，他们的所谓兴趣，与现代民俗学家或人类学家为了参与观察而表示兴趣不同，他们是作为政治家、道德家，为了禁止才表示兴趣的。这意味着本来只存在于士大夫之间的礼的世界，开始作为拘束老百姓的模范树立起来。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代。

一般来说，革新者总是很容易被诽谤中伤。朱子学当初就差点被当作“吃菜事魔”而禁止。所谓“吃菜事魔”，意思是不吃肉食，专门事奉恶魔。

这是因为他们这些道学家采取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特别是服装比较惹眼。他们身穿按经书的记载复原的一身白衣，称作“深衣”，故意要显示给人看似的集体在大街上走动。他们主张自己的理论才是唯一绝对正确的孔孟之道，说人们迄今为止信奉的那些所谓儒家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朱熹死后，他的继承人们拼命活动，经过与史弥远政权保持微妙的合作关系后，终于成功的使朱熹在孔庙从祀。

被朱子学视为儒教内异端邪说的，就是那时的体制派王安石新学。这个问题就是教义中有关心性的部分。道教提倡“修身”，佛教提倡“修心”，儒教常说的是“治世”。

随着科举官僚体制的成功，儒教作为与政治有关的学说，比起其他两者，地位越来越优越。在实体政治中，允许道士或佛僧插嘴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不过，正因为如此，对于儒教改革派的士大夫们来说，更应该从儒教的立场上，更切实的回答人们“心”的问题。

佛教中突出强调“心”的学说是禅和净土信仰。实际上，宋代以后，佛教几乎被这两者独占。唐代建构的那些极为精细的学说体系，比如唯识、华严、天台等，到了宋代在教义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作为宗教的——或者说“教”——佛教的发展势头。实际上，宋代不论禅宗还是净土宗，都吸引了更多虔诚的信徒。

佛教”修心“的学说，及佛教的发展为那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官员们寻得了一方修身养性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