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毁佛”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

公元840年，武宗继其兄文宗之后，成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后武宗旋即发动了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会昌毁佛”的镇压佛教运动。这场毁佛运动于84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毁，佛经被烧，无数僧尼被迫还俗。

这一时期围绕唐朝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鹘，自从安史之乱时被唐政府借来平叛而引入唐朝以后，一直让唐人们感到非常头疼。此时回鹘却因天灾及内讧，加之黠戛斯的趁虚攻击，终于840年土崩瓦解。

此外，自初唐以来持续给予唐朝西部以很大压力的土蕃，也由于国王达玛镇压佛教而引发内乱，到841年达玛死后即告分裂，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此，唐朝一举从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两大压力之下解放了出来。

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值统一后的新罗时代。作为东中国海交易的一个中心人物，活跃于唐、新罗、日本的弓福于841年发动了叛乱。他曾被新罗王朝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并参与过拥立神武王。这场叛乱尽管随着弓福被暗杀而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于新罗来说，却无疑是暴露王权衰微、地方势力抬头的一个大事件。

再看看日本的情况，842年日本发生了承和之变。这次变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阴谋，或曰一次政变。即嵯峨上皇死后，伴健岑和橘逸势企图拥戴皇太子恒贞亲王，废掉当时在位的仁明天皇。

以此为分界线，日本之前一直持续的两统迭立(即两个系统的天皇轮流登基)这一不稳定的状态宣告终结，而与而后的摄关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藤原氏一族的政治根基则得到了根本性的强化。

这些集中发生于九世纪四十年代、看上去似乎都是分别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似乎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可是当你稍微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结合(东亚文化圈)的崩溃，以及代之而起的各个地区以及国家独自摸索新发展道路的动向。这些都成为十世纪以后日益明朗化的、东亚各地民族意识的先驱，以及直接出发点。

提到毁佛的背景，一般都会指出，因为武宗热衷于道教、加之佛教教团的扩张及日益**等原因。但实际上，同时期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均遭到了镇压。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会昌毁佛其实还具有另一面，即显示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一种民族意识。

佛教是从文化及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对于武宗强制推行的毁佛运动也可以解释为：强行毁佛意味着武宗亲自强行切断了东亚的这种连带关系，以此向内外宣示唐朝将退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表达了想从长期背负的这一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决心。所以，这一行为乍看起来似乎是源自武宗个人的想法，但实际上与整个东亚的时代浪潮也绝非毫无关系。

因安史之乱而产生巨大变化的唐朝，在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内外的关系及结构。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样轰然倒塌之时，在飞扬四溅的尘埃之中依稀所能见到的，仅仅剩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渤海国和新罗，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竞争的国家都早已荡然无存。其后不久，渤海和新罗也都先后灭亡。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

隋唐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政治体制和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形之下，周边诸国诸地区的生活文化程度则很低下、政治体制也比较落后。这种反差不断的吸引周边，促使周边诸国或模仿唐朝或反过来攻城略地、骚扰唐朝。

谈起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的律令支配体制，无论是在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一中枢形态之中，还是在职掌相互重叠的诸中央机关以及由数人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并非单纯上传下达的横向关系。而在这种横向关系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魏晋以来的贵族制的影响。无论通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还是通过当时人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亦或是从当时社会体制中重视仪礼的情况来看，都可以说隋唐时代无疑是一个弥漫着浓郁的贵族之气息的时期。

从律令官制和贵族制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当时的统治权力松弛的状况。

在进入玄宗时代后期以后“恩宠”这种私人关系何以能够流行，家世门第不清不白的安禄山为何能够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等问题，则可以作出相应的解释。同样唐代女性的活跃恐怕也并非与这种权利或制度的状况无关。

权力的松弛反映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宽松。有这样一个王朝形成的这种气氛，或许正是促使东亚世界得以凝聚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