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人们要是发现除了从嘴里抠钱，一点点的攒，还有更快来钱的道儿。

而且短期内就能翻倍，只要躺着就能挣钱。

又有几个人能扛住这种诱惑呢？

这是人性使然，已经跟五六十年代的人所代表的消费需求无关了。

更关键的是，当前的社会形势除了人心思动之外，就连天时、地利也占全了啊。

我国改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周期性很强。

每隔三年五年都要搞一个治理整顿，后来被叫做“宏观调控”。

在早期，1978年开始搞改革，到1981年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开始急刹车。

急刹车以后又慢慢经济复苏，到1983年年底经济出现了一个整体复苏的迹象。

1984年初伟人南巡讲话，经济又开始热起来。

从当前《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出台，和国家经济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来看，宁卫民就知道国家又开动印钞机，面向京城要打开水龙头了。

那么官方放出来的资金自然会有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最后下沉到民间去。

而京城的老百姓因为几次工资调整，又已经和其他二线城市拉大了距离。

这地方可以说，本身就比别处钱多，当然是极为有利于投机的条件。

何况大城市的人因为开放得早，经济发达，也要比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好东西多。

自然人们的欲望就强烈，禁不住诱惑。

所以这个时候邮票在京城掀起第一轮牛市，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根本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事儿。

而张士慧所不理解的一切，在宁卫民的眼里，是那么理所应当，合情合理。

…………

1984年2月12日，春节过后，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周日。

这一天注定要载入我国邮票发展历程的史册。

因为在京城，集邮爱好者们为了买到生肖鼠票。

竟然发生了比1984年1月5日，生肖鼠票第一天发行热卖时，还要惊世骇俗的场面！

敢情今年“闹耗子”的场面，因为宁卫民的潜伏产生了蝴蝶效应，搞得连夜排大队的场面比原有历史更为火爆。

事后，诸多报纸的渲染报道和众多群众的来信，无不让邮政部门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这边也确实怕了，他们就没遇到过这么多人求购邮票的时候。

于是本着对集邮者、收藏者负责的态度，邮政部门为此召开了专项会议，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情况。

最后决定，鉴于京城集邮者们的购买热情巨大，干脆把京城库存待售的鼠年生肖邮票全都集中到一起，拿到一个空旷、够大的场所，搞个专卖会。

各个邮票营业部则停止鼠年生肖票的销售，以便能够正常的工作。

集邮公司的领导们，甚至还打算趁机再销售一下各个营业部库存积压的邮票，以便让坏事变成好事。

就这样，场地最终选定在了工人体育场，集邮公司决定集体去那儿“练摊”。

他们临时租用了体育场的办公区域。

东边那间办公室，挂着个牌子叫“销售组”。

里面安排了一百多人，轮换倒班负责销售。

销售组后边还有间办公室，里面也安排了一百来人，上书“安全组”，专门负责维护秩序。

安全组后边是后勤组，差不多三十多人。

主要负责搬运销售的邮品，以及为销售和安保人员安排餐饭。

后勤组的后边是应急组，这个组实际上是权力最大的组。

因为是由集邮公司领导、公安局领导组成的，专门处理突发事件。

谁也不能否认，如此的阵容确实是很重视了。

这个方案汇报给上级也没挑出毛病来。

于是这件事就通过了，紧跟着在《京城晚报》、《京城日报》上刊登了广告，对公众公布了鼠年生肖邮票的最新售卖方式。

周日，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工人体育场，需要带集邮证，每人限购两版。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集邮总公司方面自以为没有四五百人应付不了的场面，却算错了两件事。

一是工人体育场过于宽阔，秩序实在是不好维持。

二就是有蓄谋已久的“坏人”掺和了进来。

竟然直接守在了工体销售现场，以高价收购鼠票。

所以这一天，依然成了让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们筋疲力尽、提心吊胆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