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对此体会最深。

比如说有一天，按照报纸上的价钱，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调低五厘钱。

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

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和米婶儿争论。

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守着家门口儿，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

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语解释。

“各位街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那么多种菜，都一天一个价儿，哪儿来得及调整呀？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那我也没办法啊。大伙儿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钱是国家的，也不是进我兜儿里……”

如此，卖了一天的菜，也着了一天的急。

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

就这，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不就是半分钱吗？至于的吗？

可当年就是这样，还真至于。

说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关键是当年的钱，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买糖块来说，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

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京城有一个顾客在《京城晚报》上刊登文章，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

那么以此推论，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这是不对的。

应该童叟无欺嘛，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人家图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