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和他的大齐军队，此次南征的目的，当然不是抢一把就走，然后回到北方，而是实打实准备将江南各省纳入大齐统治，实现对各地的牢固控制，至少要像河南山东那样。

正是基于此，大齐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降将耿忠明、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对百姓的烧杀抢掠——刘招孙越发意识到，大齐必须尽快由战时体制，转变为和平治理模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暂停狂飙突进，多用政治怀柔手段（最重要的是经济手段），来消化这两年来获得的惊人战果。

这也是大齐天命所归（统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太上皇很清楚，无论齐军如何骁勇善战，无论他的兵团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战绩，诛灭多少敌国，军事，始终只是为政治服务。

只有藏在鞘中的刀，才是让人害怕的刀。

整天挥刀弄枪，逮谁灭谁，注定不能长久。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总之，广德元年，在齐军占据江南，即将平定天下前夕，改革，再次被齐国统治者提上日程。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一日也不能再往后拖延。

鉴于前几次改革的惨痛教训，太上皇这次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变法大业交给了刘堪和他的八位阁臣，由赋权小皇帝和内阁阁臣们商议进行。

广德元年这次改革，仅限于二省：浙江、江苏。

以二省作为先行试点，成功之后再考虑推向南方九省。

变法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大致遵守张居正变法那些东西：禁止空谈、毁天下书院、考成法、清丈亩等。

当然，根据大齐国情，势必会加入军队近代化训练、学堂制、科举制度改革、对外贸易、海权至上、重商主义等内容。

张居正死后，新法很快人亡政息，大明最终只是回光返照，不过在刘堪这里，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他有的是机会将自己的改革，贯彻执行更长时间。

新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武定元年到太初三年的苛政进行调整，也就是俗称的拨乱反正（开历史倒车），先前在河南、辽东各地执行的过于激进的废除私产、平均地权等乌托邦方略，也会得到一定调整——如果不调整，根本无法在江南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