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剧家对包公的形象运用得那么频繁，那毕竟是祈望性的，多数包公形象并不与他们自己的情感声息相通；康进之把李逵的形象写得那样生动和鲜明，那也毕竟是幻想性的，戏剧家的切实情感与这位草莽英雄的情感形态到底还有不少距离。如前所述，最切实、最广泛地寄托元代剧作家自身情感和理想的，还是那些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而胜利的男女青年形象。因此，团圆之梦，也就成了民族文化传统规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厢记》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题材剧目之一。它对于日后的中国戏剧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影响，大得难于估计。即使那部旷世杰作《红楼梦》，不也把男女主人公偷读《西厢记》作为自己的一个枢纽性情节吗？《西厢记》给《红楼梦》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那个回目里，不少理论家指出，真正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西厢记》的整体精神的，正是《红楼梦》。《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有不少超越《西厢记》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西厢记》却不低于《红楼梦》。《红楼梦》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也许是太高、太深了，他们深深地沉溺在它的美色中，却往往很难把握它，更难效法它。《西厢记》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简易，比较世俗化，因此对于文化艺术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就比较大，比较广。《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或许还包括那位为他提供艺术基础的董解元在内，理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我们在《西厢记》之后的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可以找到多少位近似于张生的公子，近似于崔莺莺的小姐，近似于相国夫人的老夫人，近似于红娘的丫环，以及近似于《西厢记》的冲突和团圆啊。近似，在艺术上不是好事，但在民族心理的考察上，却可证明一种稳定性结构的存在。《西厢记》无疑为这一结构的开拓和凝结打下了基础。

《西厢记》的故事，展开在一个静谧、清幽的美好环境里。宋元以来，由于理学盛炽，社会上男女青年是极少有可能交往和接触的。交往和接触未必就是恋爱，但却是恋爱的基础；不允许交往和接触，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婚姻自由。因此，热烈企盼着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首先总是以侥幸的心理期待着某些偶然来到的交往机会。主张婚姻自由的戏剧家，也总是根据现实的可能性，为自己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设计着偶然相遇的场景。人们的兴趣和视线慢慢地都集中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庙堂寺院。那里香烟缭绕、钟磬声声，本来是再庄严不过的；那里是斩除了七情六欲的僧人们的世界，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们的天地，本来是再纯净不过的，怎么竟成了私情递接的所在呢？原来，理学的盛行并未能够扫除佛教在广阔的中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各种高位名公、闺阃千金，可以不涉足市井、抛首街衢，却不妨朝山礼佛、诵经焚香，在庙堂寺院汇集。不管是熙熙攘攘的庙会时节，还是阒寂无声的平日，在这里遇见各色人等，既合理又合法。于是，几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嘲弄：杜情绝欲的佛门，成了一见钟情的最妥当的场地。如若不在这里，那就够青年男女和描写青年男女的剧作家们费事的了：只能在战乱中相遇了，只能在“墙内秋千墙外马”的偶然一荡之间相见了，只能在梦中结合了，或者，更费一些事，只能让女主角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传奇性地与男主角邂逅了。

王实甫把他的男女主角安放在普救寺内见面，就是选择了一种比较平静、比较自然的可能性。这种选择带来了两方面很好的审美效果：一是让正常的恋爱和婚配与禁欲主义的佛门构成一种对比，从而在反衬中弘扬了人类正当、健全的生活形态的情感形态；二是让男女主角的恋爱活动，获得一个宁静、幽雅的美好环境和氛围，让他们诗一般的情感线索在诗一般的环境氛围中延绵和展示。总之，这是一个既神秘又妥贴的特殊天地，正好让这对胆子不大也不小的恋人来进行爱情冒险。

于是，《西厢记》的男女主角在佛堂见面了。相国小姐崔莺莺扶父亲灵柩返回故里，因路途不靖，暂与母亲寓于寺中；而洛阳秀才张君瑞则是赴京应考路过，顺便到寺里来玩玩。表面上，两人都有重任在身，在佛殿相遇纯属偶然，但这一相遇不要紧，竟使两人潜藏在内心的人生重任唤醒了。崔莺莺遇见张君瑞前的心理状态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显然不是悼父之情，而是在叹息着闺中之怨，甚至也可能是在怨愁着自己既不悉知、也不满意的包办婚约，因此，当她在丫环红娘的陪伴下一眼见到少年郎君张君瑞的时候，竟引起特殊的注意，往回走时还回顾觑看了一眼，这实在是把扶侍亡父灵柩时应有的仪态全忘记了，把一个已有婚约的封建社会的女子应有的仪态全忘记了；那个被觑的张君瑞，长久地回味着她“临去秋波那一转”，竟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总之，只一见，只一眼，两个人都把肩负的礼义、科举重任卸下了，换上了内心潜藏着的人生正当使命。谁说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描写一定是要不得的呢？《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的一见钟情，正表明了当时男女青年追寻自由爱情的艰难性和急迫性。只有一线迅逝的光亮，只有一口新鲜的空气，他们就以最大的敏捷度，迫不及待地抓住。可怜，又可贵。

虽然崔莺莺原先的婚约有着地位的对应、门户的支撑、家长的允诺、社会的认可，而且时间也已够长，而她眼下的一见钟情，却根本不具备这一切，但是，王实甫要告诉人们：后者更为合理。不仅如此，王实甫还要通过自己的艺术表现，让一见钟情战胜那份沉重的婚约，让瞬间的情感递接转化成百年夫妻，让没有任何情感基础的婚约化为泡影。

这种观念，在封建社会里显然是十分大胆、很难实现的，但王实甫偏偏要实现给人们看。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奇迹般的机遇了。这个奇迹般的机遇，就是孙飞虎的降临。流氓武夫孙飞虎竟然垂涎崔莺莺的美貌而发兵包围普救寺，从而构成了极端危急的戏剧情境，解除这种危急，一时显得比恪守婚约还要重要了。于是，崔莺莺的母亲就同意了崔莺莺自己的提议，当众宣布，谁能退得贼兵，就把女儿嫁给谁。

本来，这个决定对于崔莺莺来说也是残酷的，因为她很可能因这个决定而被迫接受一个她根本无法接受的丈夫。但是，对于崔莺莺来说，这种匆忙间的自售并不比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更残酷。因为能够退贼兵的人，至少是有勇或是有谋的，而且他的努力也正是为崔莺莺作出的；对于崔老夫人来说，只有达到这种等级的危急，才能使她同意把原先的婚约解除。所以，孙飞虎的来围，客观上对张生、崔莺莺的结合倒是从反面起了促进作用。在《西厢记》中，“孙飞虎”这个名字，严格说来并不代表着一个戏剧人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机遇。一见钟情而终于能够走上结为夫妻的道路，孙飞虎围寺和白马将军解围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正由于这个事件，张君瑞的才智和他对崔莺莺的感情受到了考验，因而使得一见钟情式的浮浅爱慕升腾为一种合理的情感联结；正由于这个事件，引逗出了崔老夫人的当众允诺，张、崔的婚事也获得了外在的合理性。总之，在一见钟情之后，王实甫迅速地推出这个事件，就干脆利落地赋予了张、崔爱情以全部合理性，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名义上的。这样，在以后的剧情中，全部纠葛和冲突，就成了一种合理

的意向行动与一种不合理

的意向行动的争斗了。有了这个基本前提，张、崔的私下同居，有了充分理由，红娘对老夫人的反驳，有了雄辩的力量，质言之，观众对于张、崔的终成眷属，不仅不感突兀，而且成了一种自觉的企盼、由衷的祈愿。也正为此，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对于“白马解围”在《西厢记》全剧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把它看作是全剧的主脑。李渔指出：

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西厢记》之主脑也。

也许，李渔对这一事件的艺术功用，评价得过高了一点，但无论如何，这是王实甫为了支持张君瑞、崔莺莺们的美好理想，也为了呼吁和召集广大观众来支持他们的美好理想而采取的强有力的艺术措施。

秋波一瞥所抽绎出来的一丝柔情，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兵燹威胁烧冶了一通，已变成了一个实在而又合理的客观存在，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虽然旧的婚约仿佛已在兵燹中烧毁，新的婚姻关系已在兵燹中出现，但是，旧的婚约有着自己深厚的社会根基，而新的婚姻关系则也有着自己的脆弱性。于是，待到事过境迁，新旧更替很可能发生新的逆转。《西厢记》就准确地表现了这种逆转危机的到来。老夫人的反悔，并非仅仅是“忘恩负义”，她恨不得以最大的物质代价来报答张君瑞的救命之恩呢！她的反悔，是由她和她所代表着的整个封建上层社会的门第等级观念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面对着老夫人的反悔，崔莺莺只把怨恨藏在内心，张君瑞稍加质问即败下阵来，几欲自尽，这也不仅仅是他们两人性格上的软弱，而是客观情势使然。总之，王实甫让人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正常的情感萌芽未必能够成长，合理的婚姻形态并必能够胜利。他既然已经充分地展示了张君瑞和崔莺莺的婚姻的合理性，那么，如果这种婚姻不能成为事实，他也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悲剧。真的，《西厢记》如若以老夫人的反悔成功为归结，通过张、崔两人相爱而不能结合的故事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出控诉，也未始不是一出不坏的戏。

但是，王实甫不满足于此，王实甫的观众不满足于此。他们有这样的生活信心和艺术信心：一定要让合理的成为现实的

，一定要在舞台上实现他们心头的爱情之梦、团圆之梦，一定要让瑰丽无比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通过一个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来，给人世间带来一捧温暖。

要使这种艺术意图兑现，就必须在剧作中切切实实地战胜张、崔所遇到的客观阻力，以及他们自己主观方面的阻力——内在的脆弱性。在艺术领域里，艺术家的意图可以海阔天空、纵横驰骋，但要在作品中获得真正的实现，要观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意图，就必须通过丰满而可信的艺术形象。王实甫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便是红娘。这个丫环一方面对于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爱情形态作了一番“刮垢磨光”的工作，用她爽利的嘴“骂”掉了男女主角所背负的妨碍他们积极行动的包袱，从而使他们在情感过从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明快、更主动、更自觉的阶段，最后又由红娘牵引，实行同居，在他们由爱情到婚姻的路途上迈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红娘又面对面地批驳了老夫人的反悔行径，陈述利害，揭示真相，从而使正常婚姻的客观阻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后代的戏剧爱好者们总是一再地品味红娘的这些行动，尤其是王实甫所描写的红娘在闺阁之中奚落崔莺莺的矫揉造作的段落以及红娘在棍棒之下奚落老夫人言而无信的段落，几乎成了一切对中国戏剧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的杰出艺术片断。总而言之，王实甫通过一个小小的红娘的周旋，使美好的愿望成了一种可信的艺术现实。尽管根据当时社会的客观可能性，老夫人最后还要设置一点障碍，但那已是强弩之末，成不得什么气候了，张、崔之终成眷属，已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西厢记》的最后，王实甫终于把他所企望的那种圆满结局献给了观众。

在中国，红娘的名字妇孺皆知。这也就是说，广大中国观众喜欢以红娘为表征的那种欢快的情感路途，那种圆满的婚姻结局。这是一种浅薄的情感满足吗？不。红娘身上，体现出了通向这一路途和这一结局的全部艰辛。“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连她为之辛苦办事的小姐，也幺喝她“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丫环的屈辱，而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冒险的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坎坷。因此，不妨说，中国观众通过《西厢记》所获得的情感满足，所接受的团圆结局，并不是廉价的、伪饰的，而是包含着足够的客观真实性。是理想的，又是真实的；是美好的，又是艰难的；既代表着健全的情感形态和婚姻形态的必然方向，又依靠着一系列可信的偶然性机遇的佑护——这才是人们真正喜爱、长久喜爱的大团圆。

这种具有充分艺术说服力的大团圆在戏剧领域的出现，在一个民族的情感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种种情感形态被长期扭曲，特别是被宋元理学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只有当为数不少的人经过痛苦的历**正唾弃了丑恶、虚伪的情感形态，并对正常、健全的情感形态有了比较完整的设想、比较切实的追求之后，才可能在艺术上出现这种大团圆。正是为此，《西厢记》不仅仅是给中国戏剧史，而且也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一片瑰丽的霞光。

人们或许知道，《西厢记》的一个较早的题材渊源是唐代文人元稹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元稹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没有给这个爱情故事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在元稹笔下，张生初见莺莺时爱之甚笃，也可以为之而蔑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后他立即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担负的功名利禄重任，想起历来女人误国误身的教训，便舍弃了莺莺，而莺莺也只能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请看，张生明明伤害、背弃了莺莺，反而振振有词地把女人说成是祸身的妖孽，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封建社会的流氓式才子啊；莺莺明明被害终生，却认为是正常的事情，连恨一下都不敢，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环境、多么窝囊的心境啊。作者元稹虽对莺莺不无同情，但在理智上还是支持和称赞张生的。这样，他就以一种矛盾和冷漠的情感状态，写出了一个令人气闷的悲剧。女主人公的悲剧是封建的历史观念和功名思想造成的，但作者又偏偏赞成这种历史观念的功名思想，不公正地把同情交给了男主人公。这与《西厢记》把一组勇敢的叛逆者集合起来一齐向封建观念进攻的写法，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显然，元稹是在进行着并不光彩的自况自叹，而王实甫却是在为一群叛逆者、一种进步的理想大声疾呼；元稹的抒写带有个体性，而王实甫作为一个戏剧家就不能不面对广大观众。元稹所写的传奇可以流传，但他设计的那种不明不白的是非爱憎界线，那种情感和理智相抵牾的主观态度，却不可能被多数民间观众所接受。因此，在观众面前，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家只能根据人民的爱憎来处置这个题材了。到了王实甫的时代，人们对这个题材的态度已经强悍到了需要重新呼唤出一件全新的艺术品出来的程度。于是，《西厢记》以其实质性的内容翻了《莺莺传》的旧案，以一种崭新的思想和理想作为灵魂，出现在剧坛上。

《西厢记》所体现的元代人民在思想情感方面的正面追求，成了后代继承者们进行新的追求的思想情感基础，但后代的继承者未必承袭大团圆的结尾。新的历史条件又给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发展历程设置了新的障碍，提出了新的课题，继承者们只能根据自己所置身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来创作自己的艺术。明代的汤显祖和清代的曹雪芹都无不如此。明代的理学罗网收得更紧了，汤显祖在思想情感领域里与封建理学的斗争更加短兵相接了，因此他无法机械地仿效王实甫，而只能以更强烈、更飘逸、更大胆的方式来继承王实甫了。结果，有人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有人则说，《牡丹亭》“可与实甫《西厢》交胜”。总之，汤显祖以自己的方式构成了与王实甫的继承和对比。到了清代，封建末世临近，时代的阴云压迫着艺术家们，使他们合乎必然地唱出了一支支悲凉的歌。戏剧领域里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小说领域里的《红楼梦》，都是如此。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仍可看到《西厢记》的深刻影响。美好的理想之火虽然黯淡了，但未曾熄灭，无论在生离死别之间、激泪滂沱之时，都有它在隐隐闪耀。在已经不可能产生《西厢记》这样的作品的时代，人们仍在狂热地阅读着《西厢记》，上演着《西厢记》，把它作为社会、人心的养料。例如，那位放达有趣、生不逢辰的金圣叹，就对《西厢记》倾注过极大的热情，他用故意夸张的言词写道：

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若说《西厢记》是**，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