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的乾祐二年，可以用先顺后难来形容，开局一个春季，风平浪静。四境安稳，风调雨顺，刘承祐十分重视的春耕井然进行，朝局进一步迈入安定的局面。后宫先后有孕，天子又纳新人，皇室开枝散叶。粮税顺利进京，诸侯上表臣服，《刑统》重编刊定......

真的是开了个好头，然而入夏之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四月，河北大震，波及十数州；五月，蝗灾欲来，覆大河南北。

相较于地震，刘承祐以及朝廷，对蝗灾更加重视，毕竟在夏收的关键时刻，若是大意，大汉的“苦民”们劳作之功化为虚有不说，又要闹饥荒了，又要生乱了。涉及到粮食的问题，由不得大汉君臣不担心。

自大汉立国以来，便一直深受匮粮之苦。虽则，刘承祐降下严令，敦促天下道州府县，御备蝗灾。然以时下大汉官僚将吏的执行能力，根本避免不了出问题。

并且，此次蝗灾之严重，波及之广，远超刘承祐与大汉君臣预估。步入六月之后，河北、中原诸州，相继奏蝗。滑、濮、澶、曹、兗、郓、淄、青、齐、宿、怀、相、卫、博、陈等州，中原、河北精华之地，几乎处处闹蝗，官民苦之。

更让刘承祐措手不及的是，开封府治下十数县，同样没能幸免，且十分严重。蝗虫铺天盖地，广闻其声，甚至有虫，飞过皇城汴宫。

在这大灾之下，刘承祐与汉廷诸公反应也算快了，及拟诏令，颁发天下，令各地官民捕蝗。甚至于，罢停河工，发东京禁军，以做捕蝗事。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担心夏粮减产的问题了，而是及时止损，能减少一颗麦的损失，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