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设“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令捕蝗抗灾，同时从东京遣出御史、郎官，监察各地捕蝗情况，但有不积极作为，抑或治蝗不力者，悉数上报，由中书处置。

有地方将吏，面对蝗祸，只求顺应天意，告祭所在山林川泽之神，如此也即罢了，还严禁治下百姓灭蝗，以致境内耕作之人，损失惨重。对于这类将吏，毫无意外的，不只是罢官免职的处置，皆槛车而至东京，下狱判刑，从严处理。

即便《大汉刑统》已然温和了许多，废除了诸多虐刑苛法，但汉法之森严，在此事方面，仍旧体现得淋漓尽致。悲中求喜的是，刘承祐发现，大汉中央对地方，已恢复了一些最基本的行政控制。当然，在灭蝗救粮一事上，中央与地方，有种共同的认识与诉求，毕竟，没有人愿意饿肚子。

事实上，有去岁河北灭蝗的经验在，此次朝廷乃至地方，初期并未太过忙乱，只是此次，闹得太大太严重了，有些让大汉君臣，措手不及。

不出意外的，夏粮减产，并且春苗也受到了不小的破坏，也就导致可预期的，秋粮难以丰收了。

所幸，刘承祐君臣，在此次在大规模的蝗灾中，态度坚定，行动坚决，挽回了不少损失。刘承祐还亲自下乡视察，勉励官民，安抚人心，刷了一波威望。

仅半个月，京畿以及受朝廷威严辐射较重的中原诸州，蝗灾便得到了极大的遏制。各地节度、防御、团练、刺史，陆续上报，捕蝗成果。

比如刘承祐的老丈人，邺都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郓州折从阮，三家共捕蝗近十万斛。加上其余各州的捕蝗数据，粗略一算，竟的五十余万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