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有隐户，地有隐田，这官有隐官，吏自然也有隐吏，编制内受限，还有编制外的临时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监管能力有限的时代下，很多问题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发、改良、压制、再爆发的循环中。

而仅从“吏政”事务来看，皇帝搞出这么一个吏政学校系统，却有些许触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权贵之所以为权贵，在于帝国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待遇，根子上的问题，不能通过直接挖根去解决，于是，从吏员供应改革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